五

东部半岛上那只午夜出没的獾始终是沉默的。可是它即便发声，我们也无法与之交流，只能一边窥视那张可爱的花脸，一边猜测它的行为以及心绪。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不是为了“生态”问题而来，它还没有那样的自觉。它对故园的留恋是一种本能的、自然而然的；它在黑夜里嗅着往昔，走走停停，如此而已。对这道矮矮的栅栏墙和所有的人工痕迹，它除了费解还有恐惧，所以它对自己的行为非但没有强调和炫耀，而且绝不呼喊和喧哗。它甚至有些羞涩，当然不会在阳光下进入，而必要选择自己的午夜。它有家园记忆的本性，是这个本性让它痛苦。

比起这只獾，我们现代人也许丧失了这种痛苦——那种掺杂了惧怕和莫名羞涩的情态，我们人类是没有的。我们面对自然也许是清晰的责任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勇气——可也恰恰是这种勇气，把我们赖以栖身的大自然给彻底毁掉了。

我们急切的功利性无所不在。我们的传统中也许有着过多的实用主义的心智，并且从现实操作的层面上给予了不适当的推崇。比如长期得到赞赏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我们就将现实应用和精神推崇混为一团——现实生活中，有人正是出于对“覆舟”的恐惧，才有了对“水”的善意。可是我们不禁还要设问：既然乘舟者也来自“水”，“水”才是他的母体，即便“水”不能“覆舟”，不是也要对它爱惜与敬畏吗？这应该是乘舟者的本能与责任。因为惧怕而不得不施与的“善意”，当然是大打折扣的。

我们文学中对待自然的态度，一如对待“水”的态度：现实的社会治理不可不考虑这种“水舟”逻辑，可是文学上却要上升到道德与理想的层面，回到生命的感动。这是有所不同的、不容混淆的。我们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不是因为害怕报复，更不是为了有效地索取，而仅仅因为她是万物的生母、她的无可比拟的美、她的神秘动人，还有——我们只是她的一粒微小的分子……

如上说到的那只獾，它仅仅是置身于自然之中，与万千生命融为了一体。它是懵懂浑然的，可能丝毫谈不到自觉——就这一点而言，与我们人类是有本质区别的。人早就从那种浑然之中走了出来，与自然傲然对立，所以就与大自然的情分上论，已经远远不如一只獾了。

从文学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发现不久前的人类还不是完全如此的。比如我近来再次读了《白净草原》，这只是十九世纪的作品，它记录的天籁、神秘无尽的自然，更有人与之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那种生活状态，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我。这唤起了我的陶醉，我追求的另一种生活，以及愿意为保卫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日月而斗争的冲动。它不是“自然生态文学”，但它显然更有力量和作用。还有《离骚》，它写满了自然之美；甚至连《瓦尔登湖》，也不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那种“自然生态文学”。再近一些，就说孙犁和汪曾祺吧，他们的柔美篇章里有多少大自然的描写。他们自己和笔下的人物，都是躺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中呼吸的生命——他们的这些作品因为真实自然和格外饱满的生命内容，才让我们更加感动，并能够长久地记住。

对比一下，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将不同时期的文学质地区别开来：以前的人对于大自然的情感是难以分离的，是混沌无界的，是沉浸其中的；人对自然的歌颂或牵念不是出于无奈之情，也不是因为逼迫而生出的责任心，更不是出于对物欲的关切而推导出来的功利心；那时的“生态文学”如果有的话，当是更纯粹和更高境界的，因而也是更为激动人心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这不仅仅是在谈论“自然生态文学”，而是忧虑我们现代人的生命质地、不同的质地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情状、网络时代文学中的生命伦理问题。

如果说梭罗隐隐表露了对于现代化即将来临的恐惧和深忧，那么现在已经再也找不到“瓦尔登”了，我们已经陷入无可逃遁的绝境。我们在尝试追问：我们文学中一以贯之的强大的人道力量、我们追求真理的恒心，今天能否恢复？在这种修复中，我们可能会对物质主义保持一种戒备，这并不难；难的是其他，比如我们怎样还原和追溯浑然一体的思想境界——人对自然拥有了“现代”理解力之后，还能否寻求和借助生命中的本能力量？这种力量由于没有了简单和直接的责任与功利，从而具备了更深更强的文学感动力。

因此我们才注目那只午夜来獾，稍稍留心它的行迹，体味一下它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它的沉默和羞涩到底来自哪里、因为什么？

（2010年9月24日于哈佛大学）

 （张炜著：《午夜来獾》，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