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是1940年12月8日上午，地点是重庆大学商学院。

那是一次很特别的演讲。特别之处有二：

一是这次演讲的全程，包括来去的路上，主讲者马寅初都有一名国民党宪兵团长“陪同”，且演讲的会场中，除了宪兵，还有许多国民党便衣特务在“听讲”，

二是这次演讲的内容，马寅初只是将前几天刚讲过的再重复讲一遍，但是台下的听讲者不但没有一个感到乏味，反而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人甚至还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何以如此，这又得从此前不久马寅初的另一次与之内容相同的演讲说起。

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的邀请，为中华职业社在重庆实验剧院作题为《战时经济问题》的公开演讲。那是一次在中外演讲史上可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相媲美的演讲。

那一次，马寅初身穿蓝布长衫，头戴礼帽，一副书生模样登上讲台。但是一开头竟语惊四座：“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是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奋战，后方平和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英国有句俗语话：一个人站起来像个人。而今天却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们利用国难，把自己养得肥肥的。要抗战，就要这帮人拿出钱来！……”

演讲的结尾，也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异曲同工，马寅初说：“今天，我的儿女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我们文人也不要姑息于后方，该说的话也要大胆说出来。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能来见我？我在南京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就不能来见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他只能是‘家族英难’，因为他包庇他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呵！……在后边的警察们，要逮捕我马寅初吧，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后，再下手不迟！”

马寅初一次次发表类似这样痛斥宋子文、孔祥熙等四大家族发国难财，危害抗战，并将矛头直指蒋介石的演讲，被人们誉为“山城狮子吼”，又怎能不激起蒋介石的痛恨！

1940年12月6日，蒋介石亲自写下手谕，并派宪兵于当天逮捕马寅初。

但是可能是鉴于马寅初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吧，蒋介石终究没有用公然逮捕的方式，而是让宪兵十二团团长带了十多名宪兵，闯进重庆大学，声称是“请”马寅初去“家中”“谈话”。

马寅初的被捕，激起了重庆大学师生的愤怒，他们随即成立了“援马大会”，准备罢课游行，要求释放马寅初。

蒋介石等得到消息，立即一面授意重庆大学校长出面对学校师生“训话”，“马先生态度已经改变了，没有什么危险了，希望同学们不要增加马先生的困难”，一面煞费苦心地安排马寅初回校“移交”工作，并与师生“话别”，意在让学生相信校长所说的“马先生态度已经改变了”。

12月8日上午，在宪兵团长和便衣特务的“陪同”下，马寅初回到了重庆大学商学院，在师生们的强烈要求下，宪兵团长出于无奈只得同意马寅初与学生作告别演讲，于是便出现了上文所说的那一场特殊的演讲。

尽管此时马寅初清楚地知道自己实际上已身陷囹圄，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但是他演讲自始至终都没说自己，所讲的内容不仅与前几天所讲无异，而且主要观点与他的一贯主张无异，其威武不能屈的气魄和精神，给国民党反动派精心制造的“马先生态度已经改变”阴谋以一个响亮的耳光，台下的师生和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听众，怎能不对台上慷慨激昂的马寅初报以热烈的掌声呵？

眼看着难以收场，宪兵团长最终不得不穷凶极恶地冲上台去，一面夺过话筒说，“马先生是奉调前方考察经济，时间紧迫，还得赶紧动身上路”，一面令宪兵特务“护送”着马寅初离开重大，然后将他押解至贵州的息烽集中营秘密囚禁，后又被转移到广西桂林，直到1942年6月，才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的努力营救下获得自由，共计度过了一年零九个月的艰难牢狱生活。这足可以证明，马寅初十多年后所说的“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的话，决不是大话！还有“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的决心，也决不是虚言！

至此，有人或许会问，那么是什么力量让马寅初具有如此坚贞不渝的人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