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的这最后一篇措辞悲壮的文章中，没明说曾劝他退却的“另一位好友”是谁，但是我们不难推断出他是周恩来。虽然我们今天已不能知道周恩来当初具体是怎么劝马寅初的了，但是我想一定不会是劝他向真理作违心的背叛吧？周恩来一定明白，马寅初作为一个学者，维护自己学术的尊严当然并没有错，但这种维护并不是在真空之中。就算是你发现并握有了真理，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而存在的，如同“日出晒场”，这不错，是真理，但是如果“日出”了，沙尘也起了，雾霾也来了，是不是还一定要“晒场”呢？这就值得考虑了——是不是等沙尘、雾霾过去了再晒？是不是干脆明天再晒？更何况政治气候远比自然天气要复杂得多，为什么非得在今天“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呢？我想周恩来对他的规劝一定是出于这样的前提吧，一定是劝他稍作变通，就此下个台阶！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我想以周恩来的位置终究又不便向马寅初明说，他一定是希望马寅初能自己悟得。但是遗憾的是马寅初终究没能悟出其中的原因和道理，所以他终究不能沿着这个许多人希望他走的台阶走下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好对不住周恩来这位救过他命的朋友。这让我们今天据此不难看出，二人相比，周恩来是政治家，而马寅初不是——虽然一生热衷于参与政治，但他终究只是个经济学家，只是个学者——一个令人尊敬的真正的学者。

六

批判马寅初的错误是个事实，中国“多了三亿人”的失误也是个事实，但这两个事实并不构成因果关系，至少是不完全构成因果关系。因为即使在“批马”的时候，中国也并没有完全放弃计划生育工作。当然其间也曾有间歇性的放弃，但那也不是因为“批马”，而是另有原因。恰恰相反的事实是，由于长期的努力，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77年净增人口从1971年的1950多万，减少到1100万，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减少了3.1个千分点。但由于这是从6亿人口这样大的一个基数上的努力，尽管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的缓解必定是一个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的过程。了解了历史的真相后，我们应该可以很清楚，一些人和西方舆论说，是因为毛泽东的意识造成了今天中国的人口问题，这是并不符合实际的。

今天，马寅初之所以还常被人提起，且一旦提起人们总肃然起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那种“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的精神在今天的学者身上太缺乏了，与马寅初的“固执”相比，我们今天的学者又太会“变通”了，以至于见风使舵几乎成了他们的一种本能，在他们那里，什么学术的尊严和学术操守，似乎都已在权力和金钱面前放弃殆尽。正是这样，我们的确还是应该向马寅初献上我们的全部尊敬。

197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9月14日上午，北京大学党委召开了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会议，9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马寅初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只是此时马寅初已是98岁高龄，无力再作演讲了，否则，我想他一定会再到北大，为自己的政治复出和学术新生再作一场演讲的吧！

（《悦读MOOK》（第二十卷）：褚钰泉（主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