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经济挑战不仅仅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根据某些评论家的说法，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角逐也是两种模型的较量：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战。

“华盛顿共识”是为了促成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新兴市场实现经济转轨而设计的十项经济政策，包括：加强财政纪律，压缩甚至消灭财政赤字；扩大税基，降低边际税率；实施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实施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当亚洲经济遭受1997~1998年金融危机重创时，美国评论家纷纷对遭受重创国家“裙带资本主义”的缺陷表示哀叹。

今天，美国在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也由此改变。2008~2009年金融市场的崩溃，不仅暴露了资本主义体制根本性的脆弱，中国在抵抗华尔街内爆余波时所展现的强大力量也暗示着是时候拥抱新的“北京共识”了。

在许多方面这都是一场关于中国的争论。布雷默自己也写道，“中国掌握着关键”。然而将中国近期取得的经济成就都归因于国家的力量而排除市场的作用是否切实呢？这要取决于你来到的是中国的什么地方。比如在上海和重庆，中央政府的影响较大。而在温州，它那种以企业和市场为导向的活跃的经济不亚于我去过的其他任何地方。

事实上，世界大多数国家对经济均有所干预，只是在干预的强度上和广度上有所不同。

让我们首先问一个可以用经验数据作答的简单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最高，而哪个国家又最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各国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些极端的国家，比如东帝汶和伊拉克，它们的政府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而另一些国家，比如孟加拉国、危地马拉和缅甸，它们的政府支出比例则低得匪夷所思。忽略这些极端的例子，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该比例从30年前的28%降为2009年的23%，根据这一标准，中国在183个有数据可考的国家中排在第147位。德国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8%，排在第24位。美国的比例为44%，恰好也排在第44位。根据这种标准，国家干预属于欧洲现象，而非亚洲现象：丹麦、法国、芬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希腊、意大利、荷兰、匈牙利和葡萄牙，它们的政府支出占比更是高于德国，丹麦的数据为58%，是中国的两倍有余。

若考察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水平，即剔除转移性支出或投资支出、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果。再次忽略一些极端例子，作为购买者，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政府仍是欧洲国家：丹麦（27%）远高于德国（18%），美国为17%，中国内地则为13%，中国香港地区为8%，中国澳门地区为7%。中国唯一超过西方国家的方面是公共部门固定资本的巨大比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中国这一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1%，为该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它反映出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中国政府仍起着主导地位。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支出的相应比例微乎其微，在西方，政府更像一个挥霍者而非投资者，它们以借贷来购买商品和劳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