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683年，奥斯曼麾下的一支军队兵临维也纳——当时是哈布斯堡帝国的首府——城下，并坚持要求该城的人投降且皈依伊斯兰教。仅在围攻解除之后，基督教世界才开始通过朝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巴尔干半岛，慢慢地削弱奥斯曼在中欧和东欧的势力，而且，所有欧洲帝国都是在很多年后才能与东方帝国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的。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局面在其他地方形成的时间甚至更晚。南北美洲之间的物质差距，直到19世纪才牢固地建立，而非洲大多数地区，除了少数几条海岸线外，也是直到20世纪早期才被欧洲人所征服。

如果西方主导世界的现象没法用这种滥用的老提法来解释，那么，这纯粹是——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好运使然吗？导致东西大分流发生的，是欧亚大陆西方板块的地理或气候吗？西方人难道得到了命运的眷顾，因而能跌跌撞撞地穿过最适合栽种富含热量的蔗糖的加勒比群岛？难道说“新世界”为欧洲提供了中国所没有的“鬼地”？难道仅仅是墨菲法则在发生作用，使中国的煤炭储藏比欧洲的难以挖掘和运输？抑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掉进“高度平衡陷阱”，难以自拔，认为耕作者有能力为规模巨大的人口提供生存所需的足够粮食？还有人认为，英国之所以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其恶劣的卫生条件和疾病导致大多数英国人的寿命很短，结果富裕群体和有进取心的少数便具备了传播其基因的更好机遇，果真如此吗？

不朽的英国词典编纂者塞缪尔?约翰逊对西方主导世界的所有可能的解释都持反对观点。在于1759年出版的《拉塞勒斯王子的故事》中，他笔下的拉塞勒斯王子如此问道：

欧洲人……为何能如此强大？他们为什么能如此轻易地踏足于亚洲和非洲，进行贸易或征服？亚洲人和非洲人为什么不能入侵他们的海岸线，在他们的港口设立殖民地，将法令加诸他们的王室？让他们回家的风同样可以将我们带向哪里。

哲学家埃米莱科是如此回答的：

先生，他们比我们更强大，因为他们更博学；知识将永远驾驭无知，如人类支配其他动物一样。但是，对于他们的知识为什么多于我们的问题，除了无以解释的上帝意志赐予外，我不知道能给出什么其他原因。

如果知识能给人们提供航行船舰、挖掘矿藏、发射枪炮和治疗疾病的更佳方式，那么知识的确就是力量。但在事实上，这是西方人比其他人博学的原因吗？或许，1759年之前，情形确实如此；1650年后大约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科技革新几乎全起源于西方。那么1500年时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科技、印度数学和阿拉伯天文学数世纪来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

那么，难道是更模糊的文化差异为西方人提供了必要素质，使之跳跃前进，将其对手抛在身后？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论点。这种论点有多种变体，如中世纪英国人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从英国农民的遗嘱，到地中海商人的账簿，再到皇宫礼仪准则，凡此种种都成了史学家寻求证据的来源。戴维?兰德斯在所著的《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中提出了文化方面的原因。他认为，西欧在推动独立探究知识、发展科学验证方法、展开理性研究并加以传播方面处于世界前列。然而，他也承认，要使这种模式兴盛繁荣，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金融中介及良好的政府。情形越发明显：其关键在于机制。

毫无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说，机制也是文化的产物。但是，因为机制固定了一套标准，机制通常使文化保持自我本色，决定着文化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行为，而非相反。

在1500年，欧亚大陆东西两边几乎不存在真正深刻的差异，对此，当今很多史学家都会认同。两地都较早地采用了农业、市场交换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体制，但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机制差异。在中国，统一的大帝国根基一直在加强，而欧洲的政治却始终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在《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书中，贾德?戴蒙阐释了欧亚大陆始终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但是，直到他撰写论文《如何致富》（1999年），才给出了欧亚大陆一边领先于另一边这个问题的原因。他的答案是，在欧亚大陆平原上，统一的东方帝国妨碍了创新，而在河流遍布、多山的欧亚大陆西部，多个君主和城邦则进行着富有创意的竞争和沟通。

这个答案值得注意。不过，还不充分。只要看看标题为“战争的苦难”的铜版画就有大致概念了。这是洛林地区艺术家雅克?卡洛于17世纪30年代所出版的铜版画，似乎是在提醒世界其他地区宗教冲突的危险所在。17世纪上半叶，欧洲小国内部及之间的竞争是灾难性的，不仅使中欧大片地区的人口剧烈减少，还将不列颠群岛拖入了长期的、消耗实力的冲突中，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政治分裂通常就具有这种效应。如果对此持怀疑态度，问问前南斯拉夫的居民就知道了。毫无疑问，竞争肯定是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中所不能不提到的，但竞争不是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