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起，美国联邦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短短10年间翻了一番，从32%攀升至2011年的66%。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2010年的预测（使用的是“另一财政预设情景”，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这种预设情景相比“基准线扩展情景”，其政治可能性更大），美国联邦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会在2021年达到90%以上，到2031年该比率将攀至150%，并在2047年达到300%。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字尚不包括高达100万亿美元并且未备基金的医疗和社保系统的负债，这些数字也不包括各州政府迅速增长的财政赤字，而公务人员退休金计划中日益扩大的负债也未考虑在内。由此可见，美国的财政处境相比希腊更为艰难。债务对财政收入比率达312%的希腊已是举步维艰，而根据摩根士丹利的计算，美国的债务对财政收入比率已高达358%。

虽然这些数字已令严峻的形势表露无遗，但人的主观感受却是影响财政稳定更重要的因素。目前世界各国仍期待美国能够挣脱泥沼，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我们相信美国会做正确的事——在它尝尽其他一切可能之后。20世纪80年代拉响的赤字警报实为虚惊一场，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出现预算盈余。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种悠然的心态竟延续了很久，在各种统计数据指标闪起红灯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未引起警觉。但是有一天出现了一条看似偶然的坏消息，可能是某家评级机构给出的负面报道，原本祥和的新闻环境骤然掀起轩然大波。突然之间，不再是少数专家在担心美国财政能否支撑下去，而是人们的普遍恐慌，外国投资者更是惴惴难安。当一个可自我调节的复合体中，个体广泛对它能否维持失去信心时，它就到了倾覆的边缘。自2007年夏，全球经济这一复合体倏忽间由荣转败，就是因为投资者对次贷偿还能力的预期突然发生改变，致使高杠杆化的金融行业瞬时崩盘。如果这些投资者开始对美国政府的信用度重新评估的话，可能会引发下一阶段的危机。无论美国采取的是零利息率还是财政刺激措施，一旦美国内外普遍认为这些措施将导致通货膨胀或债务违约的话，美国经济就无法实现可持续性复苏。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在20多年前所指出的，这种预期是自我实现的，因为决定通货膨胀的不是基础货币的供应量，而是它的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又是预期的函数。同样，决定政府偿债能力的不是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而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利率。如果投资者对政府未来偿债能力的预期和对货币稳定性的预期发生改变，那么债券利率便会扶摇直上，而新债利息的提高将促使已然严峻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信心丧失的结果便是利率和赤字相互抬升的恶性循环，这也正是2010年发生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身上的事。

的确，日本能够将公债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抬至更高而不触发信任危机。但是，几乎所有的日本债务都在日本投资者和机构手中，而美国联邦公债的一半为外国投资者持有，其中1/5握在中国货币当局手中。唯有依靠印制国际主要储备货币这一“过度特权”，才能为美国争取到片刻喘息的时间。但此举招致中国强烈不满，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10年10月表示：“由于美国发行货币失控，国际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这让中国受到输入型通胀的冲击。”中国银行的经济顾问夏斌认为，美国在“失控地”、“不负责任地”印制货币，他表示：“如果不控制美元这种国际货币的发行，另一场危机就将无法避免。”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苏景祥指责量化宽松政策（由美联储购买政府债券）实质上一种“金融保护主义”。2010年11月，中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降为A+，评级展望为负面。

中国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自经济滑至谷底以来，除少数商品外，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持续上涨。中国官方所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在2009年7月到2010年6月期间缩水了10%。即使黄金价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价，中国仍在2010年将其购入作为抵御通货膨胀的保值手段。然而美国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美国物价目前的增长速度是自20世纪50年代消费者物价指数诞生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美联储作出了多种努力，但广义货币仍在收缩，信贷也迟迟不见增长。即便10年期债券的名义利率处于低位，长期实际利率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可能呈现上行，这意味着居民、银行以及政府所承受的沉重债务难以通过通货膨胀得到缓解，而以通货膨胀来抵消负债是许多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采用过的成功手法。经济增长将持续低迷，这也意味着美国政府会继续实行赤字预算——即便是小额赤字，也仍会增加利息支出。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另一财政预设情景，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占联邦税收收入的比重将从9%升至2020年的20%，2030年将达到36%，2040年将达到58%。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预见许多事情，其中一件便是美国将迅速削减海外军事投入。国会预算办公室已经就美国海外驻军若能在2013年前裁军3万人所省下的经费进行了预测。当利息支出占联邦政府收入的比重超过军事开支时，裁军也为意料中的结果，并且它也会在不久后实现。

世界重心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是否意味着未来将发生冲突？塞缪尔?亨廷顿在一篇颇有启发意义的文章中预言，“文明的冲突”将成为20世纪的标志，西方文明会与中华文明、大中东的伊斯兰文明，或许还有前苏联的东正教文明形成对垒。他写道：“国际间的政治冲突将主要在异质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展开。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不同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这个观点一经出版即引来颇多争议。然而亨廷顿就世界在“冷战”后的发展所作的一番预测，相比他所摒弃的竞争理论，似乎更为可信：它或者成为一个在美国统领下的后历史世界（或新保守主义的世界）；或者成为200多个国家各自为政的现实主义的世界；或者彻底沦为“无极世界”，或称混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