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布登的核心观点是，无论是贸易还是英国文明的传播，都不需要帝国主义组织的强制推行。相反，使用武力可能一事无成，如果它与全球自由市场的良性法则背道而驰的话：

就我们的海外贸易而言，武力和暴力无法维持其繁荣，也不会严重阻碍其发展。外国客户光顾我们的市场，并非出于对武力的恐惧或者迫于英国外交的压力，他们不是被我们的舰队和军队掳掠来的，当然，他们来到这里也并非出于朋友的情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生意场上无友谊”。这句至理名言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是适用的。事实上，正是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商人才会派出船队来到我们的港口，满载我们生产的产品回国。回顾各个历史阶段，也正是在同样的利益驱动下，各国商人才会争先赶往提尔①、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某个国家的棉花和羊毛产品的价格低于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全世界的商人同样会蜂拥而至—即使他们可能因此葬身于遥远的异国他乡。没有任何人的力量，没有任何舰队和军队可以阻止曼彻斯特、利物浦和利兹重蹈曾经辉煌的荷兰、意大利和腓尼基前辈的命运……

因此，大英帝国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贸易能够解决一切，包括世界和平。1856年5月，科布登甚至说道：“他认为，当英格兰在亚洲大陆不再有寸土片瓦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所有此类观点的一个共同要旨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利益本应该，也能够在不建立帝国的条件下实现。说得更简单一些，你能够在没有炮舰的情况下推进全球化吗？

大英帝国及全球化

有一种观点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那就是今天的全球化与1914年之前几十年间的世界经济融合有很大的共通之处。但是，“全球化”这个已经被用滥了的词语背后到底有什么确切的含义？难道真像科布登暗示的那样，全球化完全是一种经济主导的现象，因为商品的自由交换往往会成为“连接人与人之间和平的纽带”？或者因为自由贸易的推行要求建立一个与之匹配的政治架构？ 

最“左翼”的全球化反对者们很自然地会把全球化视为令人厌恶的国际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最新明证。与此相反，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共识是，经济的逐步开放提高了生活水平，尽管在国际竞争中总会产生一些彻底的失败者，那些特权阶层或者长期受保护的社会群体不得不卷入这场争斗中。但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更倾向于关注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而较少讨论知识、文化和制度的传播。他们也更关心政府如何通过各种解除管制的方法推进全球化，而不是积极推销或是强制实施全球化。法律、金融和管理体制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包括法治、货币信用管理、透明的财政体系和廉洁的官僚机构在推动资本跨国流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这些体制的西欧版本如何才能在最大、最广的范围内推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