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荷联盟之后，英国人在东方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他们达成了一个交易，实际上将印度尼西亚和香料贸易留给了荷兰人，而把较新的印度纺织品贸易留给了英国人去发展。这个交易看起来对英属东印度公司更有利，因为纺织品市场的规模迅速超过了香料市场。事实上，胡椒、肉豆蔻、肉豆蔻皮、丁香和肉桂—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利润来源—的需求弹性远远小于白棉布、印花布和棉布。这也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到了18世纪20年代，就在销售额上超越其荷兰竞争对手的原因之一；以及1710~1745年期间，英属东印度公司只有两年的亏损纪录，而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却不断下滑的原因之一。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迁到了利登霍尔大街，这里是公司的两大监管机构—董事会（持有2 000英镑或以上东印度公司股票的股东）和业主会（持有1 000英镑或以上股票的股东）—开会的地方。但是，反映出这家公司日渐兴隆的真正标志是它在毕晓普斯盖特建立的一个巨大的仓库，用来储存公司从印度进口到欧洲的布匹。

进口货物从香料变成衣料，这也意味着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贸易基地的转移。苏拉特于是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三大“工厂”（当时有人是这么称呼它们的），这些加固了防御工事的贸易中心如今都是亚洲最繁荣的城市。第一个就是在印度东南海岸，梦幻般的科罗曼德海滩。东印度公司以1630年占领的海滩据点为基础，建立了一个贸易基地，也许是为了彰显它的英国属权，将其命名为圣乔治贸易基地。后来，马德拉斯城就在此兴起。就在30年后，即1661年，英格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孟买，并把它当做查理二世和布拉甘萨的凯瑟琳结婚的嫁妆送给了他们。最后，1690年公司又在胡格利河东岸的苏塔努提建立了一个贸易基地，后与其他两个村庄合并，发展成为更大的城市加尔各答。

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发现这些英国“工厂”的遗迹，它们可以被称为大英帝国早期的开发区。马德拉斯贸易基地现在仍在，保存得比较完整，设有教堂、广场、房屋和仓库。它们的布局并无创新。实际上，与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贸易基地的布局大致相同。但是，在新的英荷联盟下，诸如钦苏拉等城市代表的是过去，而加尔各答代表的是未来。

可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刚刚解决了与荷兰对手的竞争，又迎来了另一个更加恶劣的竞争，这次是与它们自己的员工。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代理人问题”：公司所有者所面临的基本困难就是如何控制他们的员工。而这个困难随着股东和雇员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我们要谈的不只是距离，还有风向。到了1700年，从波士顿到英格兰只需航行4~5周就可到达了（如果从英格兰到波士顿，一般则要5~7周）。航行到巴巴多斯岛通常需要9周左右。由于大西洋上的风向影响，海上贸易通常都有季节性特征：开往西印度群岛的船一般在11~1月间起航；开往北美的船则正相反，会在仲夏至9月底之间起航。但对于在欧洲与印度之间往来的船只，航行期就要长得多；从英格兰途径开普敦到加尔各答，平均航行时间约为6个月。4~6月，印度洋主要刮的是西南风，10~3月风向逆转，转为东北风。要去印度就应该在春季起航，这样秋季你就可以返航了。

亚欧之间这么长的航行期意味着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既容易实施，也很难实施。与北美贸易比较起来，规模较小的对手很难在同类贸易上与东印度公司进行竞争；因此，虽然到17世纪80年代，往来于北美洲和加勒比海之间的贸易公司有数百家之多，但去印度做生意的人数还是比较少，毕竟这6个月航程的成本和风险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因此，生意就集中到了一家巨擘手中。但是，在员工们得花半年时间才能远渡重洋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这家巨擘要控制自己的员工也是万分困难的。从国内向印度员工发出的指令也同样要花这么长时间才能到达。东印度公司的员工享有很大的自由—可以说，大多数员工完全不受伦敦老板们的控制。由于他们的薪水相对来说比较微薄（文职人员一年5英镑，比英格兰的文员高不了多少），因此，大多数公司员工都会毫不犹豫地在生意中捞取一些好处。因此后来有人讽刺说：“利登霍尔大街的经济潜规则是：微薄的工资，可观的灰色收入”。还有些员工则更过分，完全把公司的工作抛到一边，自己做生意。这些人就是董事们最憎恶的人：无照经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