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斯廷斯身材矮小，但极为聪明，他的聪明才智就像克莱夫的残暴野蛮一样有名。黑斯廷斯曾是威斯特敏斯特的宫廷学者，在17岁时作为一名作家加入了东印度公司。他精通波斯语和北印度语；越是学习印度文化，他就越尊重这种文化。他在1769年写道，学习波斯语“会开拓我们的思路，用我们的宗教谆谆教导的仁爱慈善启发我们，从而为整个人类谋福利”。在为他翻译的印度圣典《博伽梵歌》所写的前言中，他写道：

每次我们有机会认真审视印度人的真实性格，我们便会更有度量地认同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承认我们应以评价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评价他们。但是，我们只有在阅读他们的文字时才会产生这种感觉；而且，即便是在英国结束对印度的统治之后，在那些曾经产生过财富和权力的源泉被人们遗忘的时候，他们的文字，也能永世流传。

黑斯廷斯还赞助了伊斯兰文献的翻译，并创立了加尔各答伊斯兰法律学校。他告诉曼斯菲尔德伯爵：“穆斯林法律是一部完备而审慎的法律，较之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毫不逊色。”同时，他还积极地鼓励大家研究印度的地理和植物。

在黑斯廷斯的鼓励下，一个新的混合型社会开始在孟加拉发展起来。不仅英国学者们开始翻译印度的法律和文学，东印度公司的一些职员也开始与印度妇女联姻，吸纳了印度的习俗。这个文化融合的美妙时光让我们现代人十分向往，也似乎为大英帝国并无种族歧视之“原罪”的看法提供了证据，但这是否是问题的关键呢。黑斯廷斯时代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很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东印度公司部分或者完全“本地化”的职员中，大多数人本就属于英国的少数民族—苏格兰人。

18世纪50年代，居住在苏格兰的人口只是英属爱尔兰人口的1/10。而东印度公司中，至少1/2的人是苏格兰人。就拿黑斯廷斯在任的最后10年来说，在被公司董事派驻孟加拉的249名作家中，119人是苏格兰人。在1782年，为公司的孟加拉军队招募的116名预备役军官中，56人为苏格兰人①。得到公司董事允许，作为“自由商人”进入公司工作的371人中，有211人是苏格兰人。在公司招募的254名助理外科医生中，有132人是苏格兰人。黑斯廷斯本人就将他最亲密的顾问称为他的“苏格兰监护人”，包括明托的亚历山大·艾略特、彼得黑德的约翰·萨姆纳和巴斯维尔的乔治·博格尔。在黑斯廷斯任总督期间，被他委以重任的35人中，至少有22人是苏格兰人。在伦敦，黑斯廷斯也很依赖苏格兰股东支持他对公司业主会的管理，最有名的是韦斯特豪尔的约翰斯通斯。1787年3月，身为苏格兰副检察长的亨利·邓达斯就曾以开玩笑的口吻对被提名担任马德拉斯总督的阿希巴尔德·坎贝尔爵士说：“很快所有印度人都会落入我们的手……你们坎贝尔家族的人会越来越多地移民到马德拉斯，苏格兰阿盖尔郡的人口只怕要越来越少了。”（黑斯廷斯的第一任妻子也是一位苏格兰人。她叫玛丽·艾略特，来自坎巴斯兰，是布坎南上校的遗孀。布坎南上校是在“黑洞”中去世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比例失衡的现象，主要是因为苏格兰人更愿意出海碰运气。当然，17世纪90年代，他们的运气并不好。那时，苏格兰公司曾试图在巴拿马东岸的达连建立殖民地，但是那里环境恶劣，冒险成功的机会渺茫，而西班牙人和英格兰人的阻挠也加速了他们的失败。不过，幸亏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两地议会的合并同时也促成了两地经济的合并，确切地说，应该是帝国野心的合并。现在，苏格兰富裕的企业家、工程师、医生、步兵就可以在英格兰的资金支持和英格兰的海军护卫下更好地在海外施展他们的技术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