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约翰·多恩的每一位读者都知道，詹姆士一世时期的人都狂热地爱好使用比喻修辞。他们将殖民地称为“种植园”；在约翰·戴维斯男爵口中，殖民者是“良谷”；当地人则是“稗草”。但是，殖民统治并不仅仅是社会版园艺种植。从理论上说，种植园仅是殖民地的另一种称谓，就像古希腊在其政治边界为效忠国王的臣民建立定居地一样。但事实上，以今天的话来说，建立种植园就意味着进行“人种净化”。反叛的伯爵及其下属—实际上大多数是阿尔玛、科尔雷恩、费马纳、蒂龙、卡范、多尼戈尔这6郡—的土地都被收归国有。最具战略意义和农耕价值的土地被赠予—用总督奇切斯特的话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文明公民”。詹姆士的顾问声称，种植足够多英格兰和苏格兰良谷，“这片土地就将从此成为幸福的定居之所”。国王也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可能的话，当地人都将被“迁走”。

一本在1610年4月出版，被称为《印刷书》的书籍非常详细地描述了种植园的运作。毗邻的1 000~3 000英亩土地会被重新分配。最大的一块土地会分给所谓的“承办者”，他的工作就是建立新教教堂和防御工事。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德里（1610年，被重新命名为伦敦德里）的城墙，形状似一块盾牌，保护着从伦敦城迁去的新教教徒。天主教教徒则居住在城墙之外的伯格赛德。没有什么比城墙更能凸显殖民政策所隐含的种族和宗教隔离意味。

我们很难相信，这个政策能使爱尔兰“安定下来”。果不其然。1641年10月22日，阿尔斯特的天主教徒奋起反抗新来的移民。在被当地人称为“恐怖的血雨腥风”之中，约2 000名新教徒被杀。殖民统治又一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引发冲突，并非和谐共存。但此时，种植园的根基已经扎下。就在1641年暴动之前，已经有13 000名英格兰男女在6个郡的詹姆士一世式种植园定居下来，在北爱尔兰还定居了4万苏格兰人。芒斯特也繁荣了起来，到1641年，“新英国人”的人口总数达到了22 000。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到1673年，一位匿名的作家已经很自信地将爱尔兰描述为“大英帝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因此，爱尔兰是英国殖民统治的试验场，而阿尔斯特就是种植园原型。这似乎说明，帝国的建立可以不仅仅依靠商业扩张和征战，还可以依靠移民和殖民统治。现在的挑战就是如何将这一模式推广到更远的地方—不仅仅是爱尔兰海对岸，还有大西洋对岸。

与爱尔兰种植园一样，美国种植园也是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创造。与以往一样，英国王室之所以支持这些行动，是为了向西班牙学习，也是因为害怕法国捷足先登①。1578年，德文郡一位名叫汉弗莱·吉尔贝特的绅士（也是沃特·罗利的同父异母兄弟），从女王那里获得了对原本西班牙统治下的佛罗里达北部未被占领的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许可。9年后，一支探险队在北美切萨皮克湾南部的罗阿诺克岛上（一个现在被称为基蒂霍克的地方）建立了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此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中南美的殖民统治已经持续一个世纪了。

现代史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北欧人对北美的殖民统治与南欧人对南美的殖民统治如此不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回忆一下这两种统治的共同之处。原本只为了寻访金银矿的探险很快将农作纳入了计划。新世界有许多可以出口的农作物，比如玉米、土豆、甘薯、西红柿、菠萝、可可和烟草；而其他地方的农作物—小麦、水稻、甘蔗、香蕉和咖啡—则可以输入美国。更重要的是，在引入了那里从未听说过的家畜家禽（牛、猪、鸡、绵羊、山羊和马）后，农产品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同时，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伤寒），以及非洲人带来的疾病（尤其是黄热病）使得当地人口急剧减少—在拉丁美洲，原住民人口骤降了3/4。这不仅创造了一个的权力真空，也造成了人力的长期缺乏，给了欧洲人可乘之机。因此，大规模的移民在当时不仅是可能的事，也是人们所期望的事。也就是说，甚至在伊比利亚帝国统治一个世纪后，美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欧洲人居住。罗利在向他尊贵的女王汇报时，将切萨皮克湾附近的地方称做“弗吉尼亚”（意为处女地），这恐怕并不仅仅是一种赞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