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历史最让人不解的一点在于，虽然它最早的移民都是被英国抛弃的一群人，但长期以来，他们却对大英帝国如此忠诚。美国最早是烟草种植园和清教徒的理想家园，是经济自由和宗教自由的象征之地，结果却成了一个反叛英国的共和国。澳大利亚最初不过是监狱，是与自由对立的另一面。可对英国来说，最终更可靠的不是那些清教徒，而是这些囚徒。

也许对澳大利亚这一矛盾的最好解释，也就在这里。虽然流放制让英国自诩为自由国家的标榜显得荒谬，但这个政策的实际效果却是解放了那些被送往澳大利亚的人。这部分是因为当时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英国的刑法常常将我们今天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过失视为罪行。虽然这些流放者中，1/2~2/3的人是“惯犯”，但他们的罪行不过是小偷小摸。可以说，澳大利亚一开始就是一个小偷之国。

一开始，这些囚犯的生活当然比奴隶好不了多少。他们被迫替政府干活，或者被“分配”给越来越多的私人地主（其中不乏新南威尔士军团的军官们）。但是到了刑满释放时，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向出价最高者出卖他们的劳力。甚至在此之前，他们就有了在某些下午耕种自己自留地的自由。早在1791年，两个刑满释放的囚犯理查德·菲利莫尔和詹姆斯·鲁斯就分别在他们位于福克岛和帕拉梅塔的自留地里种植了足够多的小麦和玉米，为自己“赎了身”。事实上，那些在流放中生存下来服完刑的人都有了重新生活的机会—虽然是在火星上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澳大利亚可能永远只能是一个广阔的魔鬼之岛。在从一个囚犯流放地转化为新天地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就是1809~1821年间在位的殖民地总督拉克伦·麦格理。麦格理出生于英国赫布里底群岛，原先是一位职业军官，在印度被提升为团长，与他的海军前任一样，他也是一个十足的暴君。当听说要指派一个理事会来协助他管理时，他回答道：“依我的愚见，这种机构在这个殖民地上就不应该存在。”但是，与前任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开明的暴君。在他看来，新南威尔士不仅仅是一片服刑之地，也是一片救赎之地。他相信，在他的温和统治下，囚犯也会转化为市民：

良好表现可以换取自由的前景，是让这些居民们洗心革面的最有效的诱惑……只要当事人对以前的罪行表示忏悔，再结合正直的思想和良好的行为，它应该会引导浪子回头，回归正途。

麦格理采取措施改善了囚犯运输船上的条件，在听从了威廉·雷德芬的建议后，他将船上的死亡率从1∶31降到了1∶122。雷德芬是一位被流放的外科医生，后来他成了总督的家庭医生。麦格理还放宽了殖民地的刑事法案，甚至允许有法律知识的囚犯出庭为被告作辩护。但麦格理最突出和永久的贡献是将悉尼变成了一个模范殖民地城市。甚至在自由主义经济刚开始在伦敦萌芽的时候，麦格理就开始了大胆的尝试。他的城市规划核心是巨大的海德公园营房，是当时大英帝国在海外的同类建筑中最大的。这是弗朗西斯·霍华德·格林韦设计的，此人是一名因伪造罪被流放的格洛斯特郡建筑学家。完美的对称线条让军营看起来就像边沁设计的实用的“圆形监狱”。600名有技术的罪犯，100人一个房间，睡在一排排的吊床里，通过窥视洞很容易监控他们。但这远非什么服刑地，而是一个针对有技术的囚犯进行有序的劳动分工的中心。这些囚犯都曾经是工匠或者艺术家，因生活窘迫而干下些作奸犯科的事。这些就是麦格理赖以在悉尼建立起几百座公共建筑的人。麦格理希望借此能将悉尼从一个罪犯流放地改造为一个大都市，而其第一要务就是建立一座体面的医院，经费来自对朗姆酒征收的一项特别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