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之国”亮相

我第一次到巴西是在1972年9月。像大多数刚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一样，我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当时，我刚从中国近代史和政治专业毕业，在巴西最大的媒体联合企业——环球电视网（Rede Globo）驻纽约办事处兼职。因此，当我受邀访问里约热内卢（以下简称“里约”）总部并在那里操办一场音乐节时，我欣喜若狂。我在驻纽约办事处的同事都是巴西人。他们一谈及故土的足球比赛、桑巴舞、狂欢节、美食、美丽的海滩和靓女，内心就充满了无限的渴盼和怀恋。终于，我学到了一个词：saudade。这个词激起了那种苦乐参半的渴望。听到他们的谈论，我打算体验一下那种接近人间天堂的感觉。

不过，巴西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却是其军事独裁之残暴，经济之落后——当时咖啡和蔗糖等农产品仍然主导巴西经济。在机场，我不得不去注意墙上的通缉令。通缉令上贴有政府正在通缉的“恐怖分子”的照片，其中多数是蓄着长发、看似激情乍现的学生。从外表上看，这些人和我没什么两样。巴西的新闻也横遭审查，这是我参加第一个午后编辑会议时发现的。我们的讨论内容是晚间要播报的重要新闻，但我发现会议桌旁坐着一个军官。他不停地指示编辑们哪条新闻可以播，哪条新闻不可以播。晚上，荷枪实弹的军警拦住了我和巴西同事搭乘的轿车，并粗鲁地要求所有的乘客出示身份证。

我下榻的酒店位于时尚的里约南区（Zona Sul of Rio），我一点儿都感觉不出自己身处一个政治高压和经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更感觉像是在第五大道或者罗德奥大街（Rodeo Drive）。穿过精品时装店林立的伊帕内玛（Ipanema）和科帕卡瓦纳（Copacabana）的街道，我看到古铜色皮肤的美女们正漫步走向海滩。轻快的波萨诺瓦（Bossa Nova）舞曲使得她们非常抢眼，我曾在美国的广播里听过这些曲子。我注意到橱窗里陈列的显然是当地设计的珠宝和时装。不过，我也不可能看不到时尚街区的人行道上蹲着的一群群乞丐。他们一边乞讨，一边警惕地留意着警察。他们时常被驱赶，有时候免不了一顿毒打。有些是街头少年团伙，有些则是一家子——显然，他们头天晚上就是挤在目前聚集的纸板房里过夜的。这些人衣衫褴褛，同其脚下设计优美的人行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行道用鹅卵石铺就，呈波浪状，一直铺向整个海滩，简直就是一幅五彩斑斓的抽象派艺术品。令人感到有些尴尬的是，在如此富丽之中看到这些穷人——其中多数是黑人——而且衣着光鲜的路人对他们的境遇熟视无睹。

一个闷热的星期天，我来到一座烂尾的体育场外边的喧闹的集市。在那里，我听到来自巴西东北部——一个严重干旱的地区，传统上一直是巴西最穷的地区——的移民在歌唱。他们唱的内容是自己的苦难和破灭的希望。歌声如泣如诉，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芝加哥听过的布鲁斯音乐①（the Blues）。他们的歌里还唱到艰难的南下之旅——坐卡车要长途跋涉1 500英里，一路上还饱受炎日炙烤；唱到佃农的贫困，不法地主的剥削；唱到政治领袖从不信守诺言；唱到工厂里微薄的薪水，以及到南方后做女佣和看门人的生活；唱到因贫穷而不得不住的贫民窟；唱到他们因口音重和一脸“乡巴佬”相而遭人歧视。

不过，城市有无穷的活力和生机，因而给人以莫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听着他们嘲笑和讽刺政府的开支，看着他们迈着轻松、有节奏而自信的步伐——后来我知道他们将这种步子称为“Ginga”②——我不得不承认，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巴西人都拒绝向困难低头或流露出失败情绪。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似乎总有一个地方，一个核心，是贫困和黯淡的政治环境所无法渗透的。这正是乐观主义和真正的巴西精神之所在。无论是感情上还是思想上，我都颇受震撼。天地间似乎有两个不同的巴西：一个官方的但不真实，另一个真实却背后隐藏着狡黠。一个社会怎么能够在这种内外现实截然相反的情况下运行？我渴望进一步的了解。这正是促使我重返巴西做一名记者的原因：我先是在1977年被派驻巴西5年，后又于1999年重返巴西干了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