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断地使用“花招儿”而无力摒弃这种习惯，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即直至今天，巴西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等级结构的社会。诚然，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跃居总统宝座（我们将在有关政治章节单独讨论这一点）似乎是同这种论断相左，但他的飞黄腾达，一如近来频被引为社会流动性例证的其他成功传奇，与其说是通例，不如说是特例。人人都知道哪些群体比其他群体享有优先和特权：富人优先于穷人，白人优先于黑人，男人优先于女人。种族是一个极其棘手、模糊而又复杂的话题，我们将在下一章单独讨论。不过，阶级和性别提供了更为清晰的例子，足以证明等级和阶层在家里和街头的日常表现。

从历史上来看，巴西社会一直是极少数精英位居金字塔的顶端，尊享巨大的财富和特权，而广大的下层民众通常生活极度贫困。这种安排因奴隶制度而固化长达350年，即使在1888年颁布废奴法令之后，这种组织系统的典型态度和行为仍然不灭。尽管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个现代的中产阶级，但巴西仍依赖于仆佣阶级。甚至可以说，正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强化了这种现象，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他们就希望享受地位提高之后的特别待遇，而达致这种地位的一个主要象征就是雇用家政服务员。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几乎没有仆人，而巴西则相反，几乎每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都有仆人。

这种阶级分层导致在价值观和行为上出现诸多扭曲现象，这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中产阶级不是同情那些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而是倾向于模仿他们渴望加入的精英阶层。比如，在有仆人的家庭，孩子们很少被要求自己收拾东西，更不用说铺床或洗衣服了。有时我看到他们从屋子的另一头大声召唤仆人，而不愿起身到隔壁的房间给自己取一杯水。他们长到十几岁时，一般也不会像美国的同龄人常被要求的那样在暑期或放学后打工，比如当服务生、送比萨、洗车或商店收银等。

这种趋势持续存在的一个原因是，巴西有数百万来自下层阶级的成年人渴望干这种纨绔子弟看不上眼的低薪工作。另一个原因是，巴西的富人传统上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他们自己从来不从事体力劳动，既不重视体力劳动的价值，又认识不到体力劳动所需要的技能和强度。他们生来就认为体力劳动是不体面的，因此有损其尊严，从来没有将体力劳动看做关乎劳动价值的重要的人生课堂。所有的这些态度自然会助长源于奴隶和殖民地时代的“主仆有别”思想。

的确，仆佣阶级经常被认为是可以随意支使的，或者低人一等——因此，他们经常被称做Jo？o Ninguem①。20世纪70年代末，我住在里约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有一次我和妻子到一家肉店排队买肉。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位女士，看她那个飞扬跋扈的劲儿就清楚地知道，她就是巴西人称为Madame②的人，即颐指气使的人。她告诉肉贩她要两磅picanha③，一磅carne de empregada④。她出现在那里甚是奇怪，我想当天一定是家里的女仆休假了。一开始，我困惑不解，但当我接着看下去，我就明白了。原来她指的是一种非常劣等的肉，只比像她这种贵妇人喂狗的肉渣儿稍强一点儿。

这种阶级歧视不可避免地渗入了公共政策当中。直到最近，公共教育、医疗诊所和廉价房等项目的投资都一直滞后于有利于权贵阶层个人的项目。有权有势的人认为，改善公立学校的办学条件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在私立学校就读。同样，他们认为修建的道路或学校，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可能永远不会用到，那也没有什么意义。比如，我妻子的表兄在里约周围的山上盖了一幢周末休假屋，门前的道路只铺到前任州长的豪宅前，之后的道路就坑坑洼洼了，因为他不会用到。理论上，穷人是上帝眼中、法律之下一律平等的共和国公民，但修建这样的工程时并没有考虑到他们，而只是被视做期望得到回报的恩惠和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