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米拉希望奥罗新村不只是一种狭隘的宗教团体。然而关于她的各种记述五花八门，我们无法真正感知她的真实面目。她一生留下了许多神谕般的、晦涩难解的言辞。1878年，米拉·阿尔法萨出生在巴黎，父亲是土耳其人，母亲是埃及人。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米拉就有一种“与大自然交流”的倾向。她还能跨越时空，与“未知世界的神灵和生灵交谈”。长大成人后，米拉开始不倦地游历不同国家，感受多样化的文明，探索人类生存的奥秘。最终，她于1916年来到印度并遇上奥罗宾多高士，正是奥罗宾多给了她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共同发起了一场新的精神运动，旨在告诉人们印度将帮助人类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他们将这场运动称之为 “超意识主义”（supramentalism）。在印度，还有其他类似的精神运动和其他圣母级的人物。但是作为精神修炼所，奥罗新村有着更为深厚的根基。

在遇到安德烈之前，我曾参观过马特里曼蒂尔庙（圣母庙，Matrimandir），那是一座高耸的球形建筑，直径大约为150英尺，通体覆盖着金色的花瓣状的圆片。这一奇特景观不由让人联想到好莱坞电影中的宇宙飞船降落在这片热带土地上。在清静宽敞的庙内，大约有二三十人坐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树下，彼此相隔一段恰当的距离，在落日余晖中做着瑜伽的伸展动作。他们大多是白人，有一两个可能就来自洛杉矶。奥罗新村有两三千名居民，大多过着和安德烈类似的生活，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俄罗斯人、韩国人、日本人、拉丁美洲人和欧洲人，只要浏览一下电话本就可一目了然。我的向导迈诺布·泰戈尔是一位嗓音柔和并极具亲和力的孟加拉人，他告诉我，单从电话本判断可能会高估这里的本地人的数量，因为很多西方人已经改用了印度名字。迈诺布告诉我，他很小的时候被带去见圣母米拉。“她总是那么平静，她那种平静也使我平静下来，”迈诺布说，“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安德烈让我介绍一下自己，以及我想要问他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一名英国记者，在印度生活了许多年，我的妻子普莉娅也是印度人。我想知道为什么印度对如此多的外国人有如此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而我却感受不到这种力量。我没有说明的是，在我看来，几百年来印度一直生活在西方人强加于它的“精神圣殿”的重轭之下，印度人也早已习惯于草草应付西方人的这种期待，只是有时会稍加点缀而已。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期间，许多印度人或多或少将印度视为独一无二的超自然文明体。较之许多殖民统治者的蔑视态度，大多数印度人当然更愿意接受这样的自我形象。曾制定印度第一部刑法典的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曾写过一段引起公愤的话：与西方人的成就相比，整个印度的文学与哲学全都不足挂齿。温斯顿·丘吉尔的评价则更为恶劣，他说，印度“是一个有着野蛮宗教的野蛮国家”，“就像赤道那样，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更不幸的是，持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