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莱坞电影呈现出严重脱离现实的趋势，独立的电影制作人对此颇有怨言。他们认为反映印度“社会现实”甚或印度农村的场景已经从印度电影中消失了。现在，许多表面上是描述印度的影片，改在毛里求斯甚至瑞士的豪华度假胜地拍摄，因为这些地方的风景与克什米尔的景色相似。德弗·贝内加尔告诉我：“当我们想拍一部有关印度现实的影片，投资商就会说：’我们不想拍纪录片，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表演。‘”在印度独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宝莱坞推销的是印度发展与现代化的梦想：影片表达的通常是在农村的背景下，主人公与邪恶的封建势力的斗争。现在，可以更准确地将宝莱坞描述为消费品部门的共谋。当今的规则是，将仍然有2/3人口居住的印度农村抛置一旁，而去迎合新兴消费阶级的口味。

我的电影城之行凑巧遇到阿米塔布·巴沙坎，他是印度广受尊敬的影星，不久前，他的62岁生日刚刚被各大报刊大肆渲染。当时我正在采访电影城的主管桑吉瓦尼·卡蒂，她的助手突然跑进来说：“巴沙坎先生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什么？”我问。“准备好接受您的采访。”这可以称为宝莱坞离奇的插曲之一。由于根本不知道巴沙坎就在附近，我并没有请求采访他。而如果我要申请采访他，至少得花费几周时间不停地发传真，与公关部门接洽，还不一定成功。我们乘坐卡蒂白色的大使牌车赶往拍摄地点。和巴沙坎的大多拍摄场景一样，这次拍摄也是广告。巴沙坎引人注目的灰白胡须的形象做成的广告牌摆满了印度的大街小巷，只要在印度，即使闭上眼睛都能找到。不论是百事可乐、吉百利巧克力还是派克笔、玛鲁蒂汽车，都有他的广告形象，如此高的曝光率似乎没有冲淡他的品牌价值。这次，他是为达布尔（Dabur），一个保健食品连锁做广告。

尽管我们是在丛林边缘，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但是巴沙坎戴着一顶巴拉克拉法帽，似乎冻得满脸通红。在他的身后，一台机器正喷出人工烟雾。显然，这是一个冬天的场景。“您是为拍摄才戴那个（巴拉克拉法帽）吗？”卡蒂问，显然为我们目睹了一个现场版的传奇有些尴尬。“是的，显然，夫人。”这位巨星回答，重音落在“夫人”上。我的采访简短扼要。我说：“许多独立的电影制片人认为宝莱坞脱离印度的现实。”“是的，当然，”巴沙坎说，语调和刚才一样，“这称为逃避主义电影。人们在自己周围每天都能见到贫穷的景象，为什么还要花钱去电影院看呢？人们不愿意想起自己居住的现实世界。”“您愿意去拍一些能提醒人们想起现实世界的影片吗？”我问。“我想不会。没有人愿意花钱去看《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这样的影片。”不一会儿，他就匆匆结束了这次采访。

今天，印度耗资最巨大的消费也许就是婚礼，这多半归因于宝莱坞的影响，而这种风气反过来又影响着宝莱坞。梵达拉·莫汉拥有一家婚礼设计公司，并且是新德里最着名的婚礼设计师。他告诉我城市中产阶级的婚礼花费最少是2万美元，最多可达10万美元。2003年，勒克瑙着名的实业家苏布罗托·罗伊（Subrato Roy）耗资1 000万美元为他的两个儿子同时举行婚礼（尽管按传统应该由女方家长支付，但是作为一名富有的企业家，他出面支付了婚礼的费用）。这场婚礼由宝莱坞导演、舞台指挥和舞蹈指导等策划，并且有许多高官参加。随着婚礼成本的增加，邀请的人数、招待会的数量以及相关的聚会也相应增加。在过去只有三四个招待会，而现在至少有5个或经常是8个。两家人的“亲密友人”的“内部聚会”常常超过500人。主招待会的人数可以超过1 000人。“有时很难认真地对待这些，”莫汉说，“但这的确是获利颇丰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