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著名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1976年开始发表诗歌，1982年开始发表小说，同年分配至湖北电视台任编辑，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1993年曾任《今日名流》杂志社长兼总编辑。已经出版《大篷车上》、《十八岁进行曲》、《江那一岸》、《一唱三叹》等小说，散文集60多部，多部小说被译为英、法、日、意、韩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其作品着重探索生命本真的意义，在简洁明快、酣畅淋漓的叙述中蕴含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人生思考。

我与武汉的渊源

两岁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的关系，我们家从南京搬到武汉。父亲的工作单位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长办”），也就是现在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父亲从南京的下游局调到武汉的中游局目的很清楚，是过来修三峡的。

当时我们住在黄浦路下面一个叫刘家庙的地方。刘家庙当时叫“黑泥湖”，因为这个黑泥湖，我还写了一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我们在刘家庙的长办宿舍住了二三十年。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参加工作，直至读大学，我都是住在那个地方的，没有离开过。

我读的小学叫“汉口新村小学”，在“二七”纪念馆旁边，是小学初中一体的，但是读到初二之后，学校的初中部就搬到了“红军二中”。

1974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政策叫“多子女留身边”，我家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我）。当时，两个哥哥下乡了，一个哥哥在外地，我自然就成了应当留在身边的子女。因此，我留在了武汉市，没有下乡。

然而，父亲已经在1972年去世了，我这时候就有一个责任——养活我母亲。所以，高中毕业后，武汉市运输合作社招装卸工，我就去了。当时开的条件，前三个月是每个月38块钱，三个月之后就是42块钱一个月，有的还可以涨到48块钱一个月。可是，如果我不去搬运站做装卸工，而是去当学徒，一个月的工资就只有16块钱或者18块钱。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父亲去世了，两个哥哥在农村当知青，我大哥大学毕业之后，工资很微薄，我毅然选择了去做装卸工。我想，这个时候我应该担起家庭的重任。

当时我们街道招了8个像我这样的待业青年，最后真正去的只有4个。这4个人，用我们当时的话说，都是成分不好的，找工作难度比较大，很多事情的选择余地比较小的人。

我在那儿干了四年，已经干到身心疲惫，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来说，干那样的事情确实蛮辛苦的，我们当时除了拉板车之外，还要扛包。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码头扛50斤一袋的面粉。当时头儿给我们一把签子，规定出门时要交一支，等这把签子交完，你就完工了。那一支签子标注的是100斤啊，意味着一次我们每人要扛两袋面粉。

老是这样扛，确实是很累，很多时候都感觉体力严重透支，精神也有点儿恍惚了。可是，当时是“文革”期间，要求妇女翻身，巾帼不让须眉，虽然很累，但是我们还必须得去扛。

后来因为我比较能写，偶尔也把我抽调了出来做做宣传。某种意义上，写作为我解除了高强度的劳动负担。那时，经常要办批判专栏，一整版批判专栏，从写字到画画到里面的文章全部是我一个人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