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桂常意识到自己走神了，就不再看信，想让神走得更远些。然而她的眼睛一离开信，就像梦醒一样，顿时回到现实世界。她眨眨眼，看看阳台上似水的月光，只好接着看信。不一会儿，她就在信里看到了她自己，看到她的身影，她的微笑，似乎还听到她说话的声音。她不记得自己说过如此意味深长的话，可那分明是她的语气。那当是她的少女时代，抑或是已长成一个大姑娘了。她有时在田间劳动，有时在千年古镇上赶庙会，还有时站在河边眺望远方。不管她在哪里出现，似乎都有一双羞怯的眼睛追寻着她。于是她躲避。她越走越快，甚至在春天的河坡里奔跑起来。她觉得已经跑得很远了，就停下来拐起胳膊擦擦额头上的汗，整理鬓角被风吹乱的头发。也就是擦汗和整理头发的工夫，她一回眸，发现那不舍的目光又追寻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她反而镇静下来了，开始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看看自己究竟有什么值得人家如此追寻。找原因的结果，她热泪潸然了。在读到这封信之前，她从没有看到过自己。她虽然用镜子照过自己，但那不算看到自己，因为镜子里的她太真了，跟自己本身没什么两样。而在信里看到的自己就不一样了，这虽然也是一种折射，却是从另一个人的心镜里折射出来的。心镜的折射不像玻璃镜的折射那样毫发毕现，它是勾勒的、写意的，甚至有一些模糊。可李桂常更喜欢看到这样的自己。这样的自己和本来的自己像是拉开了距离，给人一种陌生感、塑造感和重铸感，因而更具有真实感。她愿意把这样的自己作为美好善良的人生目标，一辈子都渴望追求与目标的重合。

是的，信里没有什么新鲜的词句，一切都平平常常，平常得跟秋天的田野一样。然而信里从始至终萦绕着一种调子。这种调子不是用言语所能表达，说它沉郁、忧伤、旷古或者悠长，都有那么一点，但都不能完全达意。如果用某种号子或某种曲子与之作比，也许能接近一些。在辽阔的原野，暮归的耕牛对小牛的呼唤；在晚风中，一个孤独者的歌唱；在春夜，细雨不断打在陈年柴草垛上的声音，等等，其中的韵味和信里的调子都有相通的地方。对了，那种自然质朴的调子更像弥漫在秋天田野里的一层薄雾，它轻轻的，柔柔的，却饱含水汽，睫毛一沾到它，睫毛就湿了。“薄雾”多少有点影响人的视线，眼睛不能望远。正是因为眼睛不能望远，心上的眼睛才发挥了作用，才看得更远，远到令人怆然的地方去。

还有任何人不可代替的写信者的手迹。李桂常不认为信上的字写得很好，也不认为不好，无意对字体的外观做出评价。她看重的是字的手写性质。李桂常见过一个词，叫见信如面。以前她对这个词不大过心，以为不过是一种客套的说法。自从得了这封信，自从写信的人永远离去，再拿起这封信时，她心中轰然如撞，才突然明白词里所包含的千般离情，万般欣慰。如同人与人的面貌不可能完全一样，每个人的字迹也只能是个人化的，举世无双的。一个人写的字，仿佛就是这个人身上分离出来的细胞，人与字之间天生有着不可更改的血缘关系。青年矿工的字体是内向的，看上去有些拘谨，还有那么一点自卑。同时又是温和的、守规矩的、与世无争的。反正李桂常只要一看到信上的字，就像是看见了青年矿工写字的手，继而看见了青年矿工略显瘦弱的身体和无声的微笑。直到信看完了，青年矿工还与她执手相望似的，久久不愿离去。

第九天，丈夫从南方城市来了电话，问她怎样，儿子怎样。李桂常说，她和儿子都挺好的。丈夫说再过一两天，他就回矿上了。李桂常还记挂着丈夫答应给她写信的事，问：“你给我写信了吗？”

丈夫道了对不起，说他本来打算写信来着，只是太忙了，每天都要喝酒，中午喝，晚上还喝，喝得头昏脑胀，烦死人了。因为是求人家办事，请人家喝酒，自己不喝还不行，真没办法。丈夫还说，不光请人家喝酒，还要请人家干别的。有些事情等回家再跟她细说。

李桂常不再提写信的事，说：“那你就赶快回来吧，你儿子都想你了。”

丈夫给她带回不少东西，有穿的，有戴的，还有往脸上抹的。每拿出一样，丈夫都问她喜欢吗。她说喜欢。丈夫说，等下次出差，他一定给李桂常写信，让李桂常好好看看他的文采。李桂常只是笑笑。她不敢对丈夫写信抱什么希望了。晚间，丈夫问她是不是又看那封信了。这次李桂常没有隐瞒，承认看了。她心里还有一句话：你不给我写信，难道还不许我看看别的信吗？不料丈夫夸奖了她，说她这次表现不错，态度诚实。丈夫接着说了一篇子对信的看法，丈夫说，信作为一种交流信息的形式，其实已经过时了，因为信的传递速度太慢，信息量太少，效率太低。有写信、收信的工夫，一百个电话都打完了。打电话方便快捷，还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何乐而不为呢？他劝李桂常多多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不要再保存那封信了。李桂常说：“这是两码事，二者并不矛盾。”丈夫说她太固执：“二者怎么能不矛盾呢？你对信情有独钟，就说明你的感情是怀旧的，思想是保守的。有这样的思想感情，就不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你的做法在伤害着别人的感情，并有可能危及到家庭生活的安全。”

“你说得太严重了，谁伤害你什么了？”

“你既然问到了，我要是不说出来，就显得不够坦率。你保存着那封信，我精神上一直存在着一种障碍，觉得我们生理上结合了，心理上并没有完全结合。我有时候还产生幻觉，好像柜子里藏着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人，那个人会随时走出来，插足我们的夫妻生活。”

李桂常向锁着的柜子看了一眼，说：“那都是你自己瞎想的。”

“存在决定意识，要是那封信不存在，我就不会瞎想。我看你还是把信处理掉算了。”

“怎么处理？”

“我相信你会有办法。”

“我没办法！”

丈夫不高兴了：“说白了我看你是旧情难忘！”

“什么叫旧情难忘？我怎么旧情难忘了？写信的人都死了，难道连一封信都不能留吗！”说到写信的人死了，李桂常顿觉伤感倍生，眼泪夺眶而出。

和往常一样，一见把李桂常惹急了，丈夫就不说话了。停了一会儿，等李桂常情绪缓解下来才说。他说得静着气，像是生怕再把李桂常惹翻。他以自己做榜样，说他对李桂常爱得一心一意。自从和李桂常结婚后，他连一次老家都没回过，也没给农村老家原来那个离婚不离家的老婆写过信。这都是为李桂常负责，为儿子负责，为家庭的幸福安宁负责。不见李桂常对他的话有什么反应，他就给李桂常出了一个建设性的主意，让李桂常把兴趣转移到集邮上去。没人写信也没关系，可以到邮局买新发行的邮票。反正邮票不会贬值，只会增值。

李桂常仍没有说话。她为自己情急之中说出的那句伤感的话伤心伤远了，一时还在那句话里不能走回来。

后来，那封信到底还是失去了。一发现信不见了，李桂常马上向丈夫讨要。丈夫笑着，把李桂常稳住，说要给李桂常一个惊喜。李桂常说她不要惊喜，她什么都不要，就要那封信。丈夫对她打包票，说她一定会惊喜的。李桂常耐心等了几天，迟迟不见“惊喜”出现，就失了耐心，立逼着丈夫把信还给她。没办法，丈夫只好向她交底：丈夫把信作为稿子寄给矿工报社了，希望矿工报给予刊登。丈夫说，信一登在报纸上，保存起来就方便了。听丈夫这么一说，李桂常惊是惊了，但没有喜，而是恼了。她脸色煞白，双手发抖，坚决反对把她的信投出去发表。她质问丈夫，有什么权力把属于她个人的信投寄出去，要丈夫马上把信追回来。丈夫大概没想到李桂常会这样厉害，火气也上来了，指责李桂常不知好歹。二人吵得不可开交，动手撕扯起来。丈夫一不小心，碰到大衣柜上的穿衣镜，把穿衣镜碰碎了，露出了后面的木板。镜子一碎，柜子里虚幻的空间就小了，似乎连卧室也变得逼仄起来。玻璃质的穿衣镜破碎时发出的声音有些大，对二人起到一定的镇定作用。丈夫说：“你看，碎了吧？”

次日，李桂常坐车到矿工报社追要她的信，人家说没收到那样的稿子。

（《北京文学》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