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吉堂的担心

2003年2月25日，下化乡按照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市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安排部署，全面启动了本乡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动员大会之后，老窑头村党支部书记史吉堂皱起了眉头，三年前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激烈争斗，他仍然记忆犹新。

那是老窑头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选村官。谁也没有料到选举还没开始，竟引发了村民的激烈上访告状。

在这之前，该村的村委会干部和多数地方一样，一直由乡里任命，党支部更是如此，村民没有对农村干部的决定权。也可以这么说，村干部碗里的饭是由老百姓用血汗做的，而又是由乡干部端给村干部吃的。就这么一点，责任关系全变了，老百姓在干部心目中的位置没了。正是这么一点点，依附关系也变了，权力和权利向远离老百姓的一方倾斜了。

大凡掌过权力的人几乎都这么认为权力是个好东西，只为少数人互利的权力更是妙不可言。这样，领导加强到哪里，腐败就带到哪里。其实，利益集团的形成也就这么简单！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好人更好。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坏人更坏。村干部的任命体制培养着一批远离政治文明的人，这些政治新秀又在竭力维护着这个体制。在农民失语的情况下，上层领导听到的，就是一派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了，农民的正当要求就成了刁民不讲理的违法行为了。

有句话永远不会过时，“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前进的动力”。处在这个利益集团之外的人民说：挂有“人民”二字的地方千万别把它当真的，羊头在那儿挂着，狗毛都早让有特权的公仆私分了！这话真不该这样说。

乡村干部懂得这个权力的价值，老百姓也懂得权利的重要。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党和国家把基层民主的权利交给了农民。从那时起，10多年了，农民的上访维权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强烈要求依法选举自己的村委会。但历届下化乡党委一直以“全河津市都不让选，下化乡为什么非选不可”和“条件不成熟”等各种理由，拒绝将民主权利交给农民。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解决“三农”问题自然成了一句空话。1998年11月4日，《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这时，法律规定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已是第四届了。1999年，山西省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开始，迫于形势和压力，老窑头村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村委会。

选举前，村民对村干部长期以来村务不公开、办事不民主不满，怀疑村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强烈要求清查村财务，撤换村干部。市、乡两级政府组织了财务清查组进驻老窑头村，经过了长达一年的财务清查，最终不仅没有查出村干部有任何经济问题，而且村集体还欠了村干部不少债务。村民们对清财组的这种清财结果做了这样的评论“日怪透了”。

其实这不日怪，日怪的还是那个日怪透顶的权力结构和日怪得不能再日怪的利益集团。

转眼到了1999年末，老窑头村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来临，村民们无暇顾及那些日日怪怪的“老账”，骂了一句当地的“歇后语”：狼吃占得娃——饱得下你一辈子吗？

占得是一位农民的名字。50多年前，占得三岁的小孩被狼叼走了，他不顾一切去追，怎奈他无论怎样也追不上四条腿的恶狼，眼巴巴地望着亲生儿子被狼越拖越远。他绝望了，大吼了一声：“我日你妈！你吃我的孩子能饱得下你一辈子吗？”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老窑头村的村民就是怀着这种心态放弃了维权的上访和抗争，开始了选举的准备。

43岁的村民史明泽，首先站出来竞选村委主任一职。他从20多岁开始就在村里任干部，是老窑头村干部中“干龄”最长者之一。平心而论，他多少年来的工作有功也有过，在他任村干部的年头里，他自己的生活也同老窑头的大多数人一样，算是个温饱水平。

后来，下化乡其他村有的人在一夜之间突然富了，富得令人眼馋，几百万，上千万哪！够花多少辈子呀！

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开始研究这些暴富起来的人的秘诀。几乎一个版本：村主要干部，而且承包煤矿。

当时他是村委副主任，老窑头村的煤矿由村委主任史怀荣承包。那时煤炭形势不是很好，史明泽想尽办法，将村办煤矿转包过来，从此他成了煤矿老板。

按他当时研究先富起来的人的结论，要富得有两条腿：主要干部同时承包煤矿。他这时还缺一条呢，因此，如何成为村委主任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999年，下化乡第五届村委换届选举开始，多少年来村委会干部由上级任命的老套套成了历史，有煤矿的几个村竞争非常激烈。为了赢得选举，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南桑峪村、杜家湾村的竞选者还通过当选后向村民发钱的承诺来竞选，结果都成功了。而村民呢，欢呼雀跃，高兴得不得了，每户得到了好几千元的回报，他们哪见过这么多的钱！

这些钱是他们应该得的还是村官们赏赐给他们的？多年来一直处于弱势的农民说，不管三七二十一，这比以前好多了！

竞选者如愿以偿，村民得到了实惠，当选者感谢村民，村民拥护当选者，双赢了！？

竞选者当选后，又开始兑现他的其他承诺，村子里一下有了生机，多年来紧张的干群关系有了很大的好转。

农民不懂得“不完全权利”这个概念，但起码知道当选者都不憨。“狼吃占得娃饱不下你一辈子”是他们一种无奈的表现，“这比以前强多了”则是他们另一种自我满足的心态。

史明泽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然后转化在行动上。这时，他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虽然远不及别的煤矿老板，但毕竟是小富了。

当时他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赢得选举，当选后一定要先对得起选民，为村里办几件实事好事。史明泽的这个想法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其中机制的作用绝不可小觑。村民也认为，史明泽胜选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他有两个硬邦邦的条件，一是多年的村干部，是“宫廷”内的人，二是承包村办煤矿，经济实力较强。别的村也是这样的人当选的。

原来的党支部书记史万义有着比史明泽更优越的条件，也明确表示了参选的意愿，史明泽在反复掂量之后，用另外一种办法把事给摆平了。史万义表示不参加村委主任的竞选，史明泽当选村委主任的路障没有了。

但是，选举本身毕竟是竞争，史万义的退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必然，另一个村民举起了竞选大旗，向史明泽叫板。

又怎样摆平这个竞争对手？史明泽犹豫了。再出一个怎么办呢？他有继续摆平的实力吗？再说，这不是一种鼓励让再出几个竞争对手的笨法子吗？他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竞选！

他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动用了自己的“国库”，通过自己的支持者给了选民一些实惠。初次行使民主权利的村民动心了。

另一个竞争对手得知后，不假思索地说：“我能跳起这个‘神’，也能敬起这个‘爷’！”他开始模仿史明泽，村民就这样可能会得到另一份实惠。从此，作为选民的“爷”们真正神起来了，谁当选，还远远是个未知数。

差额选举，最终有人落选是必然的。而对以经济手段参选的落选者来说，又必然是“人财两空”！史明泽和他的竞争对手这时才明白，这是一场赌博：赢得起，输不起。

于是，他们又坐到了一块儿，达成协议：两人都停止这样的拉票活动，公平竞争，谁当选后都不要亏待对方。机制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机制的不完善又在这里留下了巨大的漏洞。

聪明的史明泽留了一手，继续发动自己的人暗地里为自己拉票，史回中就是为史明泽拉票的成员之一。

史回中当年四十出头，他早年从部队复员回乡之后，也在大队和后来的村委会边缘粘过几年，虽然始终没任“主要领导”，但还懂得一些这里面的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