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老家，我为父亲上坟的时候，我看到父亲的坟左侧几十步的地方有一块矮矮的石碑，石碑上镌刻着魏碑“义士哑孩”，已经漫漶，枯草与夕阳，鸟粪与污迹，透出一股苍凉破败。

细细追寻，却发现一个正史不载的一个令人悲慨的故事。那天晚上，我住在老家，乡村的夜黑得深透，本来这样的夜可以睡得安稳，但对于城市光的污染，在城里的处所失眠，我一直无法适应乡夜的深，在老家也是辗转。这座坐落在平原深处有年头的带有乡间神秘的老屋，墙角处有一些农具，叉靶扫帚或立或卧，还有一盘老石磨。在这座房屋里，曾陪着父亲饮劣质的地瓜干酒，从父亲的口里曾听到过关于义士墓主人的一些细节——那是一个哑巴孩子毒杀日本人的故事。当时听了就听了，以为是父亲的絮絮酒话，也没往心里走，但在父亲去世多年后，在父亲居住多年的老屋里，我像呼吸到了历史的诡异气息，那晚再也无法入睡。也许历史就如老屋，父亲去了，但老屋的墙与梁木，还有一些农具，还记忆着父亲的一些岁月；也许在那些土墙里，还有一些父亲的语音躲藏在某处，在某个适当的时候，比如父亲讲话时候的天气节气都具备，那些话就如录音，自己会回放。

历史对于我来说，就像平原深处的这所老房子，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与招引。房子老了，就如书老了，有一种沉实，房子散发的泥土的陈旧的土香，就如线装书发出的迷人的幽香，也如老屋里不知年代的八仙桌上的青花茶壶与茶盅，那些青花晕出迷离的光，令后人沉醉。

也许这就是我写作历史散文的一种内在的心里隐秘吧，在写作一些过往的人与事的时候，一个问题总纠缠我：怎样叙述历史？赵登禹、张自忠、汪精卫、胡兰成、赵尚志、杨靖宇还有一些黄壤平原里的小人物，岁月已经湮没了他们，无论音容，无论尸骨。但他们消失了吗？

消失了，也没有消失。对于历史，我在故乡的老屋想了许多，该到清理自己的一些知识和观念的时候了。每想到此处，总让人心惊肉跳。一如先前我们接触的太平天国史，先前一直是把洪秀全当成近代化的先驱褒扬讴歌的，然随着阅历增多再去阅读思考，洪秀全的光环销蚀了。历史上的“长毛”造反（小时候，目不识丁的父亲在老屋里边饮酒边说“长毛”造反；而小学课堂，语文兼历史老师也说太平天国起义。我父亲的叙述有如民歌，那是《大坂城的姑娘》和《康定情歌》的本真，不是雅和颂的扭曲。《大坂城的姑娘》是贴近麦秸和人世的版本。这样的版本，少了些大庇天下寒士的古怪，也没有烈火烹油的繁花著锦，是百姓陌头山羊的饮水和树上草鸡的叫声），在我父亲的记忆里烙下的是灾难，烙在我父亲的童年的也是老辈人舌间的恐怖。说穿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与历次王朝中反抗残暴和强权的农民起义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的造反，为何，又是谁为他涂抹，把他抬到唬人的地步呢？涂抹背后的意图难免不让人做功利的怀想，历届造反的领袖中，成功者抑或不成功者都要利用手中握有的极权来使自己更加神圣，其荒淫残暴的程度绝不下于他们所要对抗的那个政权。单从女色说，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领，在获得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后，便安于在后宫读书看报在女人的脂肪上盖章，极享自己荒淫无度的生活了。

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11年，从未迈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这时他正值盛年，并且体格健壮，但11年仅颁布过25篇诏书，而且1854年至1858年是空白，5年竟然未发一诏，有点像怠工的万历皇帝，连曾国藩也奇怪：“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

曾有一年我在北京求学，就住在百万庄附近，那里曾是顾准先生居住的地方。也是那年的秋季，在木叶尽脱的时候，我漫步在三里河，想寻找顾准骨灰的抛洒地。我想起“文革”初起，当“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的时候，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而且，亲手贴到布告牌上后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