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开始杂乱起来，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俯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粘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上粘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做声，我又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胎具很满意，转头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我来不及猜想，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盘桓，为父亲消愁解闷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记不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他哭泣的。但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我始终难以忘怀。

关于父亲的突然亡故，后来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前一天，父亲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那时天气转冷，以致当晚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重，引发气胸，仅半天就告别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亲最后一位访问过的朋友。

回头再说石膏面膜的事。当时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们留作纪念。它上面粘有父亲七根胡子，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副假牙没有装入之故，以致腮部下陷的吧。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五十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副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

一九九九年，上海鲁迅纪念馆重建完成。在新馆落成典礼上，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同志和我一起商量，认为胡子里有父亲的DNA，或许若干年以后会有科学研究价值，应该以特殊的手段专门保存。这当然是好事，作为鲁迅后人，我十分感激和欣慰。

但是此前，我也曾遇到过令人愤慨的事。那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北京美术馆对面有一家工艺品商店，竟在出售父亲的“再”复制面膜。它在白色的石膏成品上喷涂了墨绿色，手感分量不重。我买了一具，回到家里稍加研究，发现它没有制作单位，也无任何别的标志，可以判断它是从某一石膏面膜上复制的，而不似“再创造”。我经过多方打听，始终找不到它的出处。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如果奥田杏花先生归国时不能多带行李，把这具“原始”阴模留给了谁，这位“保存者”在“文革”后期“生产”了这些“产品”出售，以救穷急，这倒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它出于某位艺术家的“创作”，那么我不禁要问：拿一个死者的原始面膜翻制赚钱，你的基本道德在哪里？何况这是鲁迅，人们心目中的伟人啊!我祈愿这种亵渎先辈的事，只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