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还说，父亲临死前一天，病情颇为危急，呼吸急促，冷汗淋漓，十分痛苦。问须藤医生病情的发展，老医生说：“过了今天就好了。”母亲后悔地讲，我总往好转缓解的方面去想，不料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当时太天真了。到了凌晨，父亲终于心脏衰竭而亡故了。母亲当时的伤心悔恨，我想谁都能想象得出的。

综合以上事实，作为一个负有全责的、人命关天的抢救医生，须藤医生在这两天里采取了多少积极措施呢？这在母亲的回忆录里叙述得很清楚，不再重复。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父亲是肋间积水，去世前发生气胸，肺叶上缩压迫心脏，最终是心力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我当时站在父亲床前，看到日本女护士，两手左右摇晃父亲的胸部，力图晃动胸中的心脏使它恢复跳动。这仅是“尽人事”而已，毫无效果的。使我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送入医院治疗总是为病人家属所愿意的。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一个甲子，这件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我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是亲人的多疑还是出于莫须有的不信任？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想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我绝无以此煽起仇恨的意思，祈愿日本友人，不要以此怪罪。我只是实事实说。

注 释：

［1］老医生：即须藤医生。这是大家对须藤习惯的称呼，其余文亦同。

［2］中日关系紧张时，要想和冯雪峰、周扬商量一件事，他们都不露面，甚至递传点消息都不易。叔叔找冯雪峰的妻子递话，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叔叔还讲到过，在十九路军抗日时期，冯雪峰住虹口离鲁迅的家不远，北四川路邮局旁的永安里，形势刚刚开始有点紧张，他就不见踪影。为此，鲁迅很不满，说连通知也不通知一下。几天以后，由内山先生代雇了一辆汽车，我们全家才被送到四马路的内山书店二楼避了四十天。

（《收获》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