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文学情结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家都要强烈。

从内心深处，斯大林是非常喜欢文学也非常热爱那些文学大师的。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像台菲这样一位坚决反对十月革命的女作家，在当时俄国文坛的影响超过了一切作家，她的作品任何人都要读。她以幽默、讽刺的笔法，揭露俄罗斯人的“国民劣根性”，由于她反对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去了巴黎。在人们都已淡忘她时，斯大林却作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1946年，西蒙诺夫、爱伦堡以苏联作家身份访问巴黎时，斯大林交给他俩一个任务，邀请在巴黎的台菲与布宁（亦译为蒲宁，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俄语得主、也是唯一自我放逐的苏俄得主，因为获奖时仍未加入法籍，所以也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无国籍得主）回国。这个任务因二位作家的拒绝而告失败，虽然此事未遂，却足能说明斯大林对作家们的认真。

斯大林与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对社会科学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迷恋。

应该说，斯大林首先是一个诗人，刊于《译文》2002年第2期的《斯大林诗五首》是能让这样的结论成立的。

斯大林的诗歌创作生涯总共持续了四年（1893年至1896年），但手稿皆已散失，无从查找。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有这样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格鲁吉亚经典作家恰夫恰瓦泽曾将斯大林的作品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这对一个初登诗坛的青年诗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当时的格鲁吉亚也是绝无仅有的。斯大林的创作才华毋庸置疑，斯大林诗歌的俄译者、诗人柯秋科夫说青年斯大林的诗歌天赋可与兰波相伯仲。还有一则传闻：1949年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前夕，贝利亚背着斯大林，授意有关部门秘密组织翻译出版斯大林的诗，作为给“伟大领袖”的生日献礼，于是全国一些最优秀的诗歌翻译家被召集到一起，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始工作。作者的名字被隐去，因此，没人能料想到这是斯大林的作品。关于原作的水准，参加翻译工作的一位名家的评价是：“有资格角逐斯大林奖一等奖”。正当这项秘密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突然上面下来一道严令：立刻停止翻译。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么多政治人物中，鲜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这便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的心中，文学是何等高贵。柯秋科夫这样解释：“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八十和九十年代从本质上说是反诗歌的时代，人们忘记了永恒价值，鄙视诗歌，急功近利，金钱至上。这一点，有个事实可资证明：费特自费出版的诗歌杰作《夜晚的灯火》根本卖不掉。关于诗歌，当时的精神主宰托尔斯泰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写诗无异于扶着犁铧跳舞’。聪明早慧的斯大林清楚地意识到，从事诗歌创作能给人带来的不光是荣耀，还有耻辱，这一点他很早就有了切身体会——他不愿与此妥协，他要告别诗歌，要去同世界性的耻辱作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不言自明。”[1]

但这只是柯秋科夫的解释或揣测，情形是否如此，实难料定。

在由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所出版，据说也是由斯大林本人亲自撰写和审定的标准本斯大林传记中，对传主的诗歌创作经历只字未提，有人说这表明他企图从记忆中抹掉这一段创作诗歌的经历。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文学始终是斯大林心头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