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称自己一贯的态度是：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排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酷热的7月。78岁的李希凡迟缓地从漫长的午睡中醒来，迟缓地挪腾到窗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手里的扇子摇得有一搭无一搭，对面的电风扇嗡嗡地旋转。李老人家的老头背心汗滋滋的，棉布大短裤皱巴巴的。家里没有别人，只有另一个屋子里还睡着的老伴，3个女儿早已成家立业不在身边，他们的保姆刚刚辞职。天热，他的糖尿病复发并在加剧，早上吸过氧可是还是觉得憋闷，老伴的腿出了毛病不能动了，屋子里都是红花油味，房子要拆迁了，他要去医院买药，还要去菜场……在李希凡典型的老年生活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他乱糟糟的书房里，乱糟糟的书桌上，挂满茶垢的保温杯下面压着的几页竖排稿纸和一支钢笔？写的什么呢？哦，《红楼梦人物论系列之贾探春》……

但这其实也没什么，有文化的老年人，在闲暇的时光，出于个人兴趣，投稿一本发行几千本的学刊，唠叨点陈年旧话，也是很平常的；只是“平凡”、“安稳”、“默默”，这一类的形容词，在李希凡早前的人生历程里，却是不曾有过的，相反的，“李希凡”这个名字，在建国以来我们主流的政治风景和意识形态脉动里，一直是跳跃闪烁的：1954年因为一篇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得到毛泽东嘉许，火速蹿红，星火燎原——由俞平伯而胡适，由文艺批评而判决剿灭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敢于向大人物开火的“小人物”——点燃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新一轮高潮；接下来的六七十年代，作为《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的李希凡，激昂指点，参与到大大小小的文化运动中来，所谓“南姚（文元）北李（希凡）”，李希凡是风光显著的红人……

回顾那段过去，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命运的起落荣辱，社会潮流、时代风云辉映其间；而所谓的时代风潮又何尝不是在与众多的“个人”的相互撺掇、相互迎合、相互塑造中涌动席卷起来的呢？而当我们试图评价这个“个人”和他的选择——在“被动”和“主动”之间，在“身不由己”和“攀强附势”之间，在“义气”和“利益”之间，似乎也不好说出绝对分明的界限，就像有时我们不肯指出诚恳者自欺欺人，甚至担心“真的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