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立

在人们的视域里，散文其实是大可随便的，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但先生的语意深层，应理解散文是一种自由之文体。

自由和规范是矛盾的，而历史上诸子时代、魏晋及明末，恰是散文的佳善时期。周作人说“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所谓王纲解纽，即是束缚尽脱，它是思想的解放，个性的张扬，表达的自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现代散文的高峰，这也是思想自由时期，各类政权尚未确立和稳固，东西方文化风云际会，古典的现代的，各种主义各类学说，纷纷出炉。而一旦给散文附加上别的因素，或是进入体制之内，散文之翼必定折断。从载道、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到“散文是文艺战线的轻骑兵”再到写入中学课本将散文规范为“形散神不散”，与此相为表里的就是散文创作的枯萎。散文变成载道的器具，人的个性的张扬和精神的独创成为异端，受到剿灭，散文本身取消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只是作为所谓的“贯道之器”，诠释解释“道统”（政策或是领导意图）。

散文是一种自由的言说，它对自由的依傍超过任何一种文体。洪堡特曾以诗歌和散文为例，“诗歌只能够在生活的个别时刻和在精神的个别状态之下萌生，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散文与每个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在一种语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以及和谐悦耳的语言，一方面能够在每一个角度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一个别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有了这样一种散文，精神就能够得到同样自由、从容和健康的发展”。我们不能想象，如果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精神受到钳制，那他的创造力就不可能是新鲜和强劲的。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首先把现代散文的成功的基石放在了“人”的发现和觉醒之上，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郁达夫在这里拿从前的人和现在的人对举，以求凸现“五四”时代现在人的个性，把它作为现代散文创作的始动力，而以前的文章艺术追求淡薄，在于人的思想禁锢。郁达夫认为传统散文在“心”的层面有“三大厚柱，叫做尊君，卫道与孝亲”，形成“一层固定的厚壳”，这样的“心”是死的，窒息了散文的发展；而在表现上，即“体”的层面是“行文必崇尚古雅，模范须取诸六经”，甚至连虚词“之乎者也”也必须“确有出典”，“呜呼嗟夫”的慨叹也必须古人开过口才能使用。这种种法规，压迫得散文气若游丝，病病恹恹，所以郁达夫的结论是这样的警醒人心—“在这两重桎梏之下，我们还写得出好的散文来么？”。然后他又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那真是散文创作的黄金时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散文作家的阵容就像夜空的星光，周氏兄弟（周树人、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冰心、徐志摩、俞平伯、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等，一个一个璀璨明丽。朱自清先生在为散文集《背影》写的序言中说：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延，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绚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不管是郁达夫还是朱自清，他们论文总是兼及论人，文与人，是毛和皮的关系，强调个人性，就是强调作家的精神个性，强调自由挥洒的空间。如果没有个人空间的存在，那散文创作一定是寥如辰星，特别是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五十年代及六七十年代，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一再受到围剿和批判，散文作家把自己的情感和思想隐匿了，灵魂交出了，于是，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创业史》《青春之歌》《艳阳天》等，或是一些别的艺术门类，但就是很少阅读到散文，因为散文是最贴近心灵的本真的东西。只有在当时政策调整时期，杨朔、秦牧、刘白羽等才在文坛短暂亮相，但都是所谓“形散神凝”的模式，没有了苦痛，没有了思索，散文成了权力的应声虫，思想上一律是礼赞，或者说是谀词，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弦的绷紧，这短暂的苍白的调整的繁荣也飘零而逝。

散文走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散文作家和文体经过了无数的蜕变、探索，重新接上了二三十年代的血脉，开始取得了不俗的战绩，此为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确立的直接因果，并且出现了王小波这样的自由撰稿人，精神的独立和经济的独立，使一些散文家挣脱了对体制的依附，在散文中，作者不再是一种指派的身份，骨子里不再是一种迎合。王小波在他的自选集《沉默的大多数》里，一再表达“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的理念，王小波是清醒的自由知识分子，王小波痛恨思想专制和由此而来的思想压迫，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王小波清醒地指出“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

现在的散文，不再在“文以载道”的毂中徘徊，也不再在“散”与“不散”之间争论，散文是真情实感还是虚构不再是大家辨析的焦点，人们在散文中不再看到各式各样的规矩，但真正的散文是有一个无形的标尺存在的，那首先就是主体性的自由。它是一种智慧的文体，它要求真正的散文应该是集诗与思与史一体的，这就要求散文家必须是思想者、学者和诗人，其实我们看庄周、苏轼、张岱、蒙田、培根、卢梭、鲁迅等，他们都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诗意的发现者和文化的诠释者，他们身上体现着历史的厚重感。

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体。鲁迅先生在翻译日人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时，发现厨川白村对英语Essay也没有相应的日语词汇，索性不译，只指出“Essay”词源是法兰西的essayr（试），试笔之意，当时中国也没有相应的名字，当时散文的名字很乱，小品文、美文、随笔、散文等。“有人译essay为随笔，但也不对”，鲁迅先生可能也遇到这个问题，于是又照着日文原样，保留下来。这样没有规定恰是一种宽泛的理解，一说就俗的意义恐怕就在这里，但鲁迅先生的这段翻译确是把握住散文的精髓，自由、任性而谈，鲁迅关于Essay的翻译说：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情感）所谈的题目，天下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过去的追怀，想谈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是这一类的文章。”

鲁迅先生这一段译语对现代散文自由天性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先生在《三闲集·怎么写》中说散文创作“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无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鲁迅的话真是惊世之语，但我们从中可窥到鲁迅对散文创作的自由的肯定，用“大可以随便的”来斩断人们身上的各式各样的枷锁，不管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让人们痛则大叫，怒则大骂，乐则大笑，这就是自由的极致。但因为多数人因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真让他“大可以随便的”，他可能手足无措。然而在散文史上的那些大家确实是从心灵到技巧都是“大可以随便的”，他们不是循规蹈矩的规规小儒，他们蔑视章法技巧，他们就是章法技巧。苏轼所说散文的“随物赋形”，也就是一种智慧的显示，是一种臻于自由的言说，和鲁迅先生之语互为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