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德国，汉斯身边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抱着吉他弹唱俄罗斯与挪威民歌被禁；看史蒂芬·茨威格的小说《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也被禁；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年轻老师莫名失踪；当然，还有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些事情像沼泽地的腐叶一层层堆积上来，让汉斯胸中块垒横陈，不吐不快。

1942年夏天，盟军大规模空袭科隆之后，亚历山大·施摩莱尔（Alexander Schmorell）和汉斯·舒和第一次散发了他们自己印刷的传单。传单的第二个主题是反抗纳粹暴政和争取个人自由。它的最后一个主题在纳粹统治的无边暗夜中弹响了振聋发聩的金属之音：沉默服从纳粹的德国人即是纳粹罪恶的胁从犯！

沉默的胁从犯。这是一个很重的罪名，然而在人类历史中却是一个常见而精当的罪名。

人类自从有社会那天起就有“主流民意”。猛人创造历史，少数服从多数。社会的主流是各色各样的猛人，代表多数的主流民意经常就是这些猛人的意识。主流民意的传染性超过非典，一旦降临必横扫千军如卷席。在铺天盖地的主流民意面前，真正能做到毛泽东所说“反潮流！硬着头皮顶住”的，屈指可数。

舒和兄妹，就是千百年来德国可屈的一个指头。1942年的德国，普通民众受戈培尔恬不知耻的法西斯宣传荼毒既深，很多人对纳粹教义奉若圭臬；剩下的虽然对纳粹教义未见得心仪，但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的“执行命令不是犯罪”的服从心理让他们宁愿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

舒和兄妹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敢于挑战这种怯懦的“主流民意”。在第二号传单中，他们向德国民众揭露了纳粹在波兰屠杀三十万波兰犹太人的暴行；在第四号传单中，他们写道：“我们不再沉默。你们不幸而有我们——你们的良心。白玫瑰定要教你们暗夜难眠！”

实际上汉斯和索菲既非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又非名满天下的博导，更非动动嘴皮子就来一百万的明星，他们不过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而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理应铁肩担社会道义的民族精英，天下兴亡，干我甚事？努力念书，毕业弄个肥缺赶紧买车买房是正经，何必费心费力去反希特勒，功名利禄没指望不说，弄得不好盖世太保一来，肥美人生可就现场玩儿完了！以区区两个大学生与希特勒的纳粹战争机器对抗，不是以卵击石，又是什么？

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这么想的。

正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希特勒才能横行天下，所以希特勒才能杀人如麻，所以希特勒才能先给犹太人，然后给德国人带来如此绝世灾难。

历史上所有的暴君都是被沉默胁从的人民惯出来的。所以对暴君的出现，每一个具体的“人民”都是有责任的。在总统搞个小蜜马上就要下台的国家，是没有暴君存在的社会基础的。有德国教授专门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德国人连遭两次世界大战浩劫说到底是咎由自取，翻译成北京话，就是：“活该！”翻译成四川话，就是：“背时！”

舒和兄妹就不这么想。他们明知自己胜算寥寥，却依然奋勇出列，替天行道，做击石的那第一个鸡蛋。他们的精神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一位伟人息息相通，就是那个因皇帝临阵阳痿而改革失败、明明可以逃出生天却定要留下以头相应的共和英雄：“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历来变法，必有流血。流血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这个在脑中如电光石火，出口即晴天霹雳的伟大名字！

这就是Zivil Courage——普通民众不畏威权反抗一切压迫的那种以卵击石、响遏行云的勇气。我把它翻译成“平民勇气”。

我在网上查到了索菲的照片。她是个娇小温柔的姑娘。我第一眼就爱上了她，不是因为她的生日跟我一样都在5月9日，而是因为她如此典型地代表着Zivil Courage那青春永不老的惊人美丽。

Zivil Courage虽然美丽，却十分弱小，所以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并不重视他们。他重视的是那些手握军权、曾数次放置炸弹想炸死他的军内反对派。据说希特勒专门下令把绞死那些军内革命者的情况拍成电影，作为饭后甜食反复观看。而像舒和兄妹这样的大学生，可能他们被处死的事情希特勒都不知道。

希特勒重视错了。他不懂“千夫所指，不疾而亡”，他不懂“人心向背，所向披靡”，他甚至忘了“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舒和兄妹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他们的力量却正在于他们的微不足道。他们就是纳粹德国这座大山压在最底层的那一粒微不足道的种子，没有阳光、没有雨露、没有沃土，甚至没有空间，然而他们顽强地发出稚嫩的新芽，顽强地伸出不屈不挠的根须，顽强地开出耀眼的花朵，顽强地结出不可抗拒的果实。是的，他们没有戈培尔覆盖整个德国社会的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等宣传利器，他们只有薄薄的一页油印传单而已。然而，就是这薄薄的一纸，其杀伤力却令戈培尔所有的宣传机器都望尘莫及。他们不仅勇于以卵击石，而且他们甚至一定要撞在那块石头最硬的地方：“从希特勒的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那些今天仍然不相信纳粹邪恶存在的人，他们远远没有理解这场战争的形而上的背景……我们必须在邪恶最强有力的地方攻击它，这个最强有力的地方就是希特勒的权力！”（摘自第四号传单）

在他们被捕前两天，索菲曾向朋友说过：“已经有如此多的人为了这个暴政而死，现在应当有人为了反抗这个暴政而死了！”而就在这一天，汉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走过太多的弯路。我知道，深渊正在我面前张开大嘴，漆黑的暗夜包围了我求索的心灵——但我义无反顾地踏入深渊。想想克劳德尔（Claudel）的那句话吧：La vie，c’est une grande aventure vers la lumiere（生命就是导向光明的历险）！”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人到处都有，但舒和兄妹却是因为有知所以无畏。

真正的痛苦是没有信仰。舒和兄妹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们有真诚的信仰。牢狱之灾，甚至失去生命，都不是能让他们止步的痛苦。

汉斯甚至相信痛苦能给人力量。他在1942年8月24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坚信痛苦拥有无穷的力量。真正的痛苦就像一个浴缸，我们将从中浴后重生。”离开位于慕尼黑威特斯巴赫宫（Palais Wittelsbach）的死牢时，他用铅笔在墙上写下了：“为反抗所有的暴力，善待自己！”对于自己再次入狱，汉斯早就预言过。在俄罗斯实习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写道：“也许我将再次入狱，也许还有第三次、第四次。监狱不是最可怕的，也许它甚至是最好的东西……在狱中我找到了爱，而伴随着爱的一定是死亡，因为爱从不要求回报，因为爱不需要代价。”

那么，是什么让舒和兄妹忘却了所有的恐惧和痛苦呢？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轻松地超越痛苦、视死如归呢？好像宿命，这个答案就在由库特·胡伯教授（Kurt Huber）执笔，由舒和兄妹散发的第六号，也是他们最后一期传单中：

“自由与尊严！十年了，这两个美妙的德语词被希特勒及其同伙榨干了汁液、砍尽了枝叶、拧歪了脖子，让人一听就忍不住地恶心。只有希特勒这样拙劣的业余演员才能如此成功地把一个民族至高无上的价值扔进猪圈。十年来他们剥夺了德国人民所有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毁灭了德国人民全部的道德基础，这充分证明了他们嘴里夸夸其谈的自由和尊严到底是什么……同学们！德国人民在看着我们！他们期待着我们！1813年我们战胜过拿破仑的暴政，现在我们要用同样的精神力量去摧毁纳粹的暴政！”

四年之后，1946年7月11日，在遥远的东方，国民党特务悍然暗杀了民主斗士李公朴。在四天以后的李公朴追悼会上，另一位民主斗士闻一多发表了他流芳百世的《最后一次演讲》：“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我们都会像李公朴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演讲完毕，闻一多先生旋出会场即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真的没能再回到他刚刚离开的家。

果然，就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了，就有千万个闻一多站起来了，当时的爱国青年，都直奔延安而去了。国民党就这么倒了。那时的国民党不明白，杀死闻一多就等于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