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霍文谈及艺术史学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时的原话。“（他）有时会把同事搞得晕头转向。如果一件艺术品有瑕疵或与背景有相悖之处，那么这件物品便可能是件拙劣的仿制品，或是假货。贝伦森虽然能够洞见这些细微的缺陷，却无法解释自己是如何捕捉到这些东西的。在法院开庭审理某件案子时，贝伦森竟然只能告诉大家，当时他的胃感到不对劲儿，耳边出现了奇怪的嗡鸣，突然产生了暂时的抑郁感，并感到头昏眼花、失去平衡。这些因素都不足以精确地说明他是如何看出眼前的艺术品是仿制品的，但他只能解释到这一步了。”

瞬间决断和快速认知的形成过程十分神秘。而维克·布雷登所上下求索的，就是这间潜意识“密室”的钥匙。他彻夜不寐，试图搞明白发球过程中到底有什么东西为他的决策指点了方向，但也只是枉费心机罢了。

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找寻这密室之匙的好手。理解瞬间决断和薄片法的巨大神力是一回事，但将我们的信任寄托在看似如此不着边际的事情上，可就应该另当别论了。亿万富翁、投资巨头乔治·索罗斯的儿子曾说过：“我的父亲会正襟危坐，用理论向你解释他决策背后的原因。但我记得儿时曾一边看着他的解释一边想：这里面至少有一半是信口胡诌的。我的意思是，他之所以在市场浪潮中改变手段和策略，是因为他的背部开始钻心地疼了。他的背部真的会一阵阵地抽搐，而这个预示危险的信号才是他决策的真正原因。”

乔治·索罗斯清楚，通过潜意识推理得出的成果具有很高的价值，显然，这是他在专业领域业绩斐然的原因之一。但是，假如你我要与索罗斯合伙投资，而他在作出决策时给予我们的唯一理由是，他的背痛又犯了，那么，我们难免会惶恐不安。一位像杰克·韦尔奇这样功成名就的首席执行官可能会将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杰克·韦尔奇自传》（Straight from the Gut），但在书中他会明确指出，鹤立鸡群的他凭借的不仅是直觉，还有精心测算出的管理理论、运营系统和原则等。我们的社会要求人们作出有理可依、有据可循的决定，仿佛我们在表达自己感觉如何时，还非得详细道出为何产生这种感觉不可。正因为如此，盖蒂（至少在刚开始时）对霍文、哈里森和泽里一行人的观点难以接受：听取科学家和律师的意见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大量文件，来支持自己的结论。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态度是个弊病。如果想要学着提高决策能力，我们就得接受瞬间决断变幻莫测的本性，尊重即使不知所以然也能知其然这一事实，并且坚信，瞬间决断有时对于我们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