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能也不知道，瞪我一眼，对着通缉令上的头像饶有兴致地说：“跑，跑，看你往哪里跑，天网恢恢，插翅难逃。”

火车缓缓开走了，我在最后一刹那跳下了车-我的心还没有完全死！可是我的家人，父亲、母亲、大哥、大嫂、小马驹、阿牛哥、徐娘、小燕、小龙、小凤……真的死了，没了，消失了。我家的房子也被鬼子霸占了，大门口赫然立着两个持枪的小鬼子，门楼上、父亲的汽车上、阿牛哥的摩托车上，都插着雪白血红的“狗皮膏药旗”，小弟屋前的那棵老柞木树被砍掉了，堆在弄堂里，长出了血色的蘑菇……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离家出走的第三天夜里！

下面的事是后来二哥告诉我的：

那天，是二哥介绍钱叔叔和杜公子认识的，两人在厢房相谈后心里都有气：钱叔叔愿望落空，心情郁闷，当即走了；杜公子也是心气不顺，找到二哥发牢骚，怪二哥给他介绍认识了这么一个“不识相的家伙”。二哥问怎么回事，杜公子说：“神经病！他让我去杀人，杀鬼佬。”

二哥听了情况后心里暗喜，他那时正处在疯狂杀鬼佬的热情中，有人愿意出钱要一个鬼佬的人头，正中他下怀。当晚，二哥便登门造访了钱叔叔，把“生意”揽了下来。

跟踪几天后，二哥已把打死东东的那个日本佬的情况摸得很清楚：他年纪50岁，是日本某新闻社驻中国记者，住在闸北区胡湾路上的一个院子里，每天上午很少出门，晚上经常很迟回家，有时也睡在外面。他有个固定的情人，是个唱昆曲的小姑娘，二十来岁，住在大世界公园附近的一条弄堂里。他虽然身上有枪，但身边没有任何随从。于是，二哥行动了。一天晚上，他把自己扮成车夫，拉一辆黄包车，守在苏州姑娘的楼下。附近只有他一辆车，于是鬼佬从楼里出来，别无选择地上了他的车。二哥拉着他，轻而易举把他送去见了阎王爷。

疯狂的二哥啊，你太大意了！你不想想，一个记者身上有枪，且敢当街打死人，说明他绝不是一般的记者。确实，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有后台的，他的同胞兄弟山岛鸠晶，是当时上海宪兵司令部的第三号人物。

山岛怎么会让自己的哥哥死得不明不白？他发动宪兵队开始进行兴师动众的全城大搜捕。于是，一条条线索被梳理出来，最后自然理到了钱叔叔头上。钱叔叔被鬼子带回去行刑逼供，一天下来皮开肉绽。但是为了保护二哥，他倒是没开口。可到了晚上，鬼子把钱叔叔的两个女儿又弄进来审，还威胁钱叔叔，如果天亮前不把人交出来要处死他两个女儿，逼得他精神崩溃，供出了二哥。宪兵队押着钱叔叔连夜闯到我家抓二哥，因为找不到二哥，恼羞成怒，大开杀戒，最后连猫狗都不放过，见人就杀，见活物就灭。唯有阿牛哥和二哥，因为当时没在家，侥幸躲过一劫。当时已经深夜一点多钟，正常的话他们都应该回家了，尤其是阿牛哥，这么晚肯定在家里。

是我救了他们。我出走后，全家人都在找我，那天他俩被父亲派去外地找我，阿牛哥去了我父亲的老家乡下，二哥去了苏州─我母亲的老家，当天都回不来，就这样才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