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流动发生在19世纪末，从欧洲前往美国以及大英帝国各成员国之间的移民浪潮绝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和平、自愿的基础之上的（除了发生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的种族屠杀运动）。但是到了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矛盾愈演愈烈，对人口自由流动的全球性呼吁和滥用国家权力来阻止人口流动这两者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一个人应该拥有和美元一样自由旅行的权利吗？我们不能将二者的自由绝对化，但是，既然雇主可以通过支付金钱来换取他人的劳动，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不应该巨大到引发社会不公的程度。来自加纳的贾斯蒂斯·阿明在17岁的时候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因为在这里，跟19世纪任何一个或真实或虚构的年轻人一样，他看不到未来，更找不到任何财富的迹象。于是他一路打工，穿过非洲大陆来到了通往欧洲的入口—利比亚港，在这里他惊叹于炫目的巨型广告牌，上面有宝马轿车和鲁尼代言的足球服—只需要轻敲键盘，汽车销售和广告授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到达地中海的彼岸。但是由于他是个人，他只能通过非法途径去往欧洲，也就是和其他来自西非的同胞们一道挤在一条没有执照的废船里（若遇上翻船，他只能蜷缩在捕金枪鱼的渔网里四处漂浮）。

金钱的流动速度甚至比宝马车还快。自“二战”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的爆炸性扩张与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相比其他更为具体的流动形式，各国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措施越来越少，因此银行业竟然出乎意料地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产业。2000年的全球总产值是1950年的5倍多，而全球贸易总量却达到了1950年的16倍。不仅商品增多了，商品贸易也比以往大大增加。由于贸易的需求，货币交换变得更加频繁，而计算机的出现也让整个过程变得更加迅捷。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接近瓦解的1973年，外汇市场的成交量已经达到了同期贸易水平的10倍。2000年，外汇和贸易之间的差距扩大到50倍；到了2007年，外汇市场的成交量已接近每天3万亿美元，差不多是世界总产值的20倍。

现在，金钱已经成了一个承诺，即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递送某件商品或提供某种服务。金融体系也奇迹般地成了一台精密的机器，目的就是准确无误地将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递送某件东西的承诺转化为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递送另一件东西的承诺。但是人们在作出承诺的时候难免会感情用事，个人在承诺中掺杂的哪怕是一丁点的过分乐观都会被放大成所有人精心建造的一个完美得不真实的未来。回顾过去的这30年，我们不难发现身边确实存在着一些巨大得难以置信的承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长期实际利率大大超过了7国集团经济体的增长率—那么，这些多出来的利息将会用于何处？于是人们开始怀疑这些慷慨的承诺到最后是否真的能够兑现，这种思维让他们开始觉得“即刻拥有”比什么都来得踏实—资产价格由此进入了上升通道。但是，由于人们大量贷款买房的动机是建立在资产价格还会继续上涨的假设上的，他们的贷款实际上是建立在偿还贷款即兑现承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假设之上，如果老虎想要生存下去，仅靠吃自己的尾巴是支撑不了多久的。

1989年以后的世界贸易发展态势可谓令人振奋，但由于过分杠杆化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在实体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增长背后，充斥了太多的金融交易。商业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不仅导致了第三世界经济体的关税劣势不断扩大，而且还破坏了最富裕国家和最具发展活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由于各国无法就一个规范的全球贸易体系达成一致，一些国家得以坐拥庞大的贸易顺差。而且这些国家及它们的消费国一个愿借、一个愿贷，对巨额融资的需求又给了全球的金融机构可乘之机，它们运用杠杆操作将这些巨额债务继续推高。出于对国内政治的考虑，美国政府更倾向于推迟清算、发行美钞，而不是接受一个更加自由的全球贸易所要求的经济重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乐意接受美钞，而不会选择完全放开本国的汇率浮动制度来解放私人资本和促进消费，因为这样将不利于政治的稳定。面对全球贸易和金融发展带来的对一个超国家规范体系的需求，各国政府选择了背弃自己的公民，相互勾结起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行动的自由。但是，它们的这种对“全能政府”的妄想将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永久性的损害。

在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中，沃伦·巴菲特的观点再一次得到了证实。他认为诸如信用违约互换之类的金融衍生品就像是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为这些致命武器提供钚的并不是私人企业，而是政府。金融衍生品大大增加了信贷的全球供应，以至于当危机到来时，只剩下政府有能力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但如果又碰巧遇上了诸如雷曼兄弟倒闭这样的倒霉事，那么公众的怀疑和恐慌将更加不可收拾，他们会认为如果信贷供应继续增长，那么就连美国政府都无能为力了（“银行因为规模太大而不能破产”实际上说的是“相关政府因为能力不足而不能任其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