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制度过去是，现在仍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专利，它得以建立的社会环境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具有，该制度最完善的形式只持续了约一代人的时间。如果19世纪英国的财产所有权和经济生活不具有长期而彻底的个人主义特征，该制度也永远不可能出现。自由市场制度是在独特的、适宜的环境中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社会工程实验。

修正波兰尼关于“大转型”的评述并不影响其理论对我们当今时代的适用性，相反，其理论对我们当前面临的状况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能够更清楚地说明在世界范围内移植自由市场制度是多么自以为是。要知道自由市场只是在资本主义某个历史潮流中短暂地出现过，一次是19世纪，立足于英国范式，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立足于新自由主义政策。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我们就一点儿也不惊奇为何自由市场只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出现，即便是如此短暂。艾伦·麦克法兰指出，“世界少有的几处从来就不存在农民的地方都被英国殖民了，这些地方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北美”。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工业化之前，社会经济和文化带有农业个人主义性质，这使得自由市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在其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但是在这些独特且有利的法律、社会和经济环境之外，也有强权政府残酷统治造成的不利影响，因此，大量耗费人力且对社会生活造成破坏性冲击的自由市场制度无法保持稳定运转。19世纪自由市场的消失而非出现是历史缓慢进化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民主政治制度没有计划的运行方式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9世纪40~70年代存在于英国的自由市场是不能被复制的。从不断递增的经济产量和国家财富看，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无疑是一段经济繁荣期，但这一经济繁荣期的社会代价都是政治上无法承受的。

随着民主选举权的不断普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越来越多。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出台大量改革措施限制市场自由度，以保持社会凝聚力（有时也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到1870年，议会通过了明显带有干涉主义色彩的《教育法案》。这些改革并不是规划好的综合治理措施，但到20世纪末时，这些改革措施已将英国短暂的放任主义时代推向了终结。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转变为福利国家。

20世纪30年代在大萧条的冲击下，英国的自由贸易又得以存活，在失去作为意识形态的实用性后很长一段时间，自由贸易一直被当做教条奉行。但仅仅因为英国不能容忍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逐步丧失，自由贸易又被废除了。正如科雷利·巴内特（Corelli Barnett）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世界经济萧条期这一巨大危险来临时，英国对于自由经济信条的尊奉才最终被打破。自由贸易于1931年被废除，至此自由贸易已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为英国维系着海外市场的开放，获取赖以生存的物资……”19世纪中叶英国采纳自由市场制度有几个原因，其中包括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化国家，英国在世界市场一直占据着相对优势地位。英国人对放任主义威力的信奉就能够反映出这一优势地位。

放任主义思潮后来被新自由派思想代替，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如霍布豪斯、霍布森、鲍桑葵、格林和凯恩斯，准备利用政府的权力调控市场以消除贫困和增加社会福利。20世纪前10年新自由派将劳合·乔治尊奉为他们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政治建筑师。

19世纪最后25年，英国一直缓慢推进的福利制度立法工作迅速加快，推动英国向福利国家转变。以往支持自由市场的学说和政策都被抛弃了。自由市场带来的经济风险与党派间关于新兴民主的竞争相互作用，最终抹杀了放任主义的政治影响力。

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于自由市场能够自我调控的经典自由主义幻想仍然留有余威，促使政府采取造成通货紧缩的支出削减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大萧条。甚至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混乱经济形势中兴起的法西斯运动也没能彻底动摇人们对自我调控市场的信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空前劫难才让人们逐渐远离这一所谓的经济学正统学说，转而接受凯恩斯的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期并不是拜知识界转变了对放任主义的信仰所赐，而是源于人们对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崩溃与独裁政治的恐惧，源于选民对英国回归两次世界大战间社会秩序的果断否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极权独裁统治、强制移民、同盟国的狂轰滥炸、纳粹恐怖的种族灭绝等惨痛经历，让人们彻底抛弃了关于国际经济秩序能够自我维持稳定的观点。在英国，这一观点遭到经受战争时期严酷经济磨难的人们的唾弃，其程度比在德国还要强烈，因为在战时的纳粹德国，几乎不存在失业人口，大多数德国人的营养和健康水平都高于和平时期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