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促进英国“大转型”的放任主义政策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即自由是市场的本性，对市场的政治限制是多余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自由市场本身是国家权力的产物，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存在，完全依靠政府有能力阻止人们另寻政治方案来满足对于安全和防范经济危机的需求。

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政府为自由经济模式保驾护航，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被无数限制措施和规章约束。这一切都将自然而然发生，是对具体领域的社会问题作出的反应，不是任何宏伟规划的结果。拿19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的《工厂法》来说，它并不是一项对社会或经济进行重组的计划，而是议会为解决危险、污秽、低效的工人生活问题而出台的法案。随着放任主义的退潮，大量诸如此类的自然产生的问题浮现出来，无法采取统一应对措施，只能一个一个地零散解决。

在任何社会，市场受到约束都是正常的，自由市场反而是在政府强制力之下人为设计的非正常产品。放任主义必须得到根本规划以建设受到管制的市场。正如新右派思想家所认为的，自由市场不是社会进化的礼物，它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愿的最终产物。自由市场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的英国施行，仅仅因为当时民主制度功能缺失，这也是其得以产生的充分条件。

上述道理对于在民主政府时代构建全球自由市场深刻的暗示意义不言自明，实际上已阐明了市场游戏的规则，即市场必须绝缘于民主运作和政治修正，民主和市场是对手，而非同盟。

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生对手就是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如果“资本主义”意味着“自由市场”，那么没有比“未来属于民主资本主义”更具有欺骗性的观点了。在民主政治正常进程中，自由市场通常是短命的，其需要的社会成本太高，任何民主制度都不能长久地将其合法化。英国自由市场的历史就充分说明这个道理，同样，这一道理也为计划创建全球自由市场的更具远见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所理解。

那些立志将自由市场推广到全世界的人总会坚持将限定和支撑自由市场的法律框架置于任何民主立法机构的管辖之外。比如，主权国家可以签署条约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但只有该组织而非主权国家的立法机构有权决定什么行为属于自由贸易，什么行为不属于自由贸易。这一市场游戏规则必须被抬升至超出民主程序约束的高度。

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功能就是将自由市场带入各国经济生活中。它们尝试对各国市场强制推行一些规则，从而将自由市场从被阻碍或包围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国际组织能够这样做的唯一原因就是它们不受民主政治生活压力的影响。

波兰尼对19世纪创建市场经济的立法机制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当前全球自由市场工程，相关立法工作已经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及类似机构向前推进。

市场的建立不能受任何因素的阻碍，收入水平只能由买卖关系决定。禁止对价格调节机制施加任何外力干涉以改变市场条件，无论是商品、劳务、土地还是货币的价格都是如此。所有的产业要素都要在相应的市场上流通，禁止采取任何措施和政策影响这些市场的自由运行。价格、供给和需求都不受管制，政府只能采取有助于保护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政策措施，为市场成为经济生活中唯一的组织力量创造条件。

毫无疑问，上述规定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国际组织机构推行的这些规定导致全世界许多国家出现经济混乱、社会失序和政局不稳的现象。

在20世纪末的环境下，尝试重新确立自由市场制度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宏大社会工程。新右派政策制造、促进或加强的许多改革进程都是不可逆转的，只有明确这一点，当今时代任何改革项目才有机会取得成功。同样，如果不能抓住自由市场政策可资利用的技术和市场转型的契机，那么对自由市场政策的任何政治反作用力都将无法取得成效。

在曾经有过自由市场体验的国家重新确立自由市场制度面临极深的断层。自由市场曾经摧毁的社会和政治决议，比如英国的贝弗里奇协议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无法被重新创立。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无法被修复成战后社会公认的模式或基督教民主形式。那些幻想能够回到战后经济管理的“正常政治”状态的人们是在自欺欺人。

即便能回到过去，自由市场也不能成功地建立起某些国家希望借助其实现的霸权。在所有民主国家，支持自由市场的最高政治权力都是不完备的，不稳固的，同时也是容易受到破坏的，无法经受长期经济衰退的考验。在英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就伤害到新右派的执政能力。新右派组织起来的脆弱的选举人和全体选民联盟很快就解体了。

上述失败部分源于新右派的政策，部分源于世界经济造成的权力分散。新右派政策为支持其的选民提供了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这在一段时期内破坏了有志人士赖以发展的社会结构。此外，这些政策对一些有志者的财产所有权强加了许多沉重的负担和风险。而那些因家庭地位不平等而未被动员的选民更是对这个自由放任的政权没有任何热情，认为正是缺乏管制的政策使他们陷入当前的困境。新右派政策加剧的经济不安全状态注定要削弱那些政策支持者和获益者组成的初始选民联盟。1997年5月工党在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部分原因就是保守党新右派执行了上述自我毁灭的政策。

但是也要看到，当前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混乱状况并不单是由自由市场引发的，这些问题产生的终极原因是技术的平庸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革新很快就能被世界各地复制。如果技术革新一直能保持前进的势头，那么就算没有自由市场政策，战后经济成功发展的阶段也不可能幸存多久，因为在不断更新的技术条件下，一切都不会永远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