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自由市场之路是开放的，在加强干涉的中央调控以及持续性投入下，这条路一直保持开放。

—卡尔·波兰尼

1994年12月20日早晨，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自由市场实验失败了。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在就职仅三个星期后就宣布本国货币贬值。在富达基金、斯卡德、高盛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等投资机构购买基金的美国投资者损失了300多亿美元。在墨西哥股票市场，墨西哥企业的市值缩水7 000万美元，此外，到1995年年底，墨西哥减少了25万到100万个就业岗位。资本流失的规模难以估算，年度通货膨胀率猛升至50%以上，房地产价格和贷款利率增速远远超过通货膨胀率，结果造成大批企业和银行破产，政府也笼罩在破产的阴影之下。

那一天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货币，还有整个经济发展模式。在货币贬值之前，在墨西哥进行的实验一直被当做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示范。在“华盛顿共识”的激励下，很多人笃信微型政府和自由市场的结合是必需的成功发展模式，在墨西哥就进行了移植美国自由市场的尝试。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计划还在撒切尔执政的英国，工党治下的新西兰进行。尽管各国国情有很大差异，但每个案例的结局都差不多，这项实验最多只能说是部分成功，却已将社会带向了无法逆转的歧途。

全球单一市场是20世纪末的一项政治工程，记住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作出重要的判断。相对于发端于15世纪现代化早期阶段欧洲持续几个世纪的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进程，这一政治工程要短暂得多。对于人类来说，现代化结束阶段的全球化是历史宿命，其基本特征就是快速而坚定地将新技术扩散到全世界。由技术驱动的世界经济现代化进程将持续下去，不会顾及全球自由市场的命运。全球经济体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不用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统学说的指导，只有大规模的生态灾难才有可能停止或迟滞这一趋势。

但是，全世界现代化生产和通信方式的传播实际上产生了有悖于“华盛顿共识”热忱期望的结果。它意味着美国式自由市场的变异而不是全球普及；它更有可能催生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而不是像预想的那样重现

19世纪和谐的国际秩序；它允许新形式资本主义的出现，其中许多类型与自由市场截然对立。未来一个世纪最为成功的经济体不会是那些试图将美国自由市场嫁接到本土文化上的国家，而是那些坚持本土现代化进程的国家。

在20世纪末进行自由市场实验的国家中，英国、新西兰和墨西哥的实验环境尤其值得关注。上述三国各自代表了一例在现代化晚期的世界中，在独特的国家政治文化背景下实行自由市场的悖论。

每一个国家进行自由市场实验的初始动力都与本国社团主义经济结构无法可持续发展有关，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每一个案例中，经济全球化都扮演着催化新自由主义实验的角色，但是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所引发的政治不稳定现象瓦解了力图实现自由市场制度的联盟，同时也削弱或破坏了实施自由市场实验的政治手段。

结果就是，需要借助政府力量达到目的的自由市场却在实施中严重削弱了政府机构的能力。在每一个案例中，自由市场政策都失去了政治合法性，同时将经济和社会发展带向了民主制度无法逆转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