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在新西兰这个国家权力已大量移交的国家，新自由主义治国政略不可能取得这样明显的效果。很难想象这样的转型发生在德国，因为德国的公共政策处于地区政府严格的掌控下。在此方面新西兰的实验最接近于19世纪英国的大转型，还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撒切尔政府的改革。

在新自由主义阶段，新西兰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发生的许多变化都不可逆转，这也正是改革设计者所期望的。从严格的经济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实验已实现许多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可能是通过强制付出社会成本才实现的，但不管怎么说，新自由主义对新西兰经济的重组是必要的。

新西兰实验付出的最大成本是社会凝聚力的丧失。这导致其政体垮塌，选举系统被否定，所有主要政党都分化瓦解了。1996年的普选中，保守国家党不得不与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领导的反对外来移民的国家主义党组成不稳定的执政联盟，以保住执政地位。

在这一新的政治背景下，新西兰自由市场的民主合法性注定要遭遇挑战。但将新自由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施的改革推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新西兰对世界资本市场的依赖使其不能作出这一选择。新西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极端性表现在，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政府如果要应对公众普遍的不满，它会发现自己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实在是太有限了。

新西兰市场原教旨主义①的影响在未来几年或许会逐渐淡化。新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将遭到几乎所有新西兰政党的公开抛弃。政治家们将重新重视经济原教旨主义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对新自由主义滥用政策措施的批评将成为新西兰新政治共识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

但是新西兰的基本结构不会改变，新右派的政策也不会退回。虽然对于旧新西兰的怀念之情将遍布朝野，但这不会有什么结果，政治上也无能为力。新西兰，还有这个世界已改变得太多，任何倒退回改革前的新西兰的方案都是不可行的，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是会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