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货币贬值期间新自由主义政策遭弃用，取而代之的“严厉计划”使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更趋恶化。1995年，墨西哥经济缩水7%，丧失了100万个就业岗位。这也同墨西哥的人口增长及其年龄结构有关，每年将近有100万的新求职者涌入劳动力市场。根据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统计数据，1996年墨西哥货币贬值后出现的银行业危机造成国内生产总值12%的损失，比1991~1992年银行系统私有化时总资产的两倍还多。根据非官方估计，墨西哥显性和隐性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已达25%。

约一半的人口沦为底层阶级，从这一点可以部分地看出墨西哥自由主义改革的荒谬性。从市场改革中诞生的富裕阶层甚至未将财富“涓滴”给中产阶层，更别提处于底层的穷人了。财富“涓滴”理论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非常适用，在墨西哥却成了博尔赫斯（Borgesian）式的《虚构集》。

1994年1月1日在恰帕斯州发生印第安人和农民叛乱。反叛者游击武装对殖民城市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发起攻击。这场叛乱源于当地许多社会问题。参与者的核心目标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他们抗议众多玛雅原住民在土地保有权方面遭受了不公正待遇。这支所谓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①发动的元旦暴乱同时也是一场反抗墨西哥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运动。

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对墨西哥的未来没有任何完整的规划。他们的领导人，神秘的副司令马科斯（Marcos，后被确认为一个名叫拉法埃尔·塞巴斯蒂安·纪廉的教授），信奉毛泽东思想和后现代理论。即便如此，他领导的运动已被证明能够独立推翻墨西哥政府，只是没有能力取而代之。

在这一层面上说，萨帕塔运动与其他拉美国家在过去20年发生的游击队暴动没有什么区别。1996年12月29日，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的游击队与阿尔瓦罗·阿尔苏（Alvaro Arzu）总统领导的政府签署和平条约，结束了1960年11月开始的造成15万至25万人死亡、100万人民流离失所的战争。拉美最后一次大规模游击战争的结束并不表明引发战争的愤怒与不满得到了解决，而意味着危地马拉独裁统治者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Efrain Rios Montt）将军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焦土政策②取得了胜利。几乎没有观察家认为，和平协定签署后，危地马拉会采取有效行动保护国内占据人口大多数的玛雅原住民免遭歧视。同样，副司令马科斯领导的萨帕塔运动的命运也不可能有多大区别。

从1982年起墨西哥人民生活水平就几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与其自由市场实验对政治生态的冲击有关。构筑自由市场的努力瓦解了墨西哥延续60年的独裁政体，但没有建立起运转良好的民主机制。1997年7月反对派的胜利标志着革命制度党已走向衰落，然而这并不代表民主制显示出威力。新自由主义时期国家机构的腐败对墨西哥实行民主造成了巨大的可怕的障碍。

萨利纳斯总统任期内连续发生的刺杀社会名流事件表明，以往主导墨西哥政坛的默契传统已经被打破。这些刺杀事件包括：1993年5月，天主教会红衣主教波萨达斯（Posadas）在瓜达拉哈拉机场被杀；1994年3月，萨利纳斯总统一手提拔的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唐纳多·科洛西奥（Luis Donaldo Colosio）在提华纳被杀；1994年9月，萨利纳斯总统的妻弟，同时也是革命制度党秘书长何塞·弗朗西斯科·鲁伊斯·马修（José Francisco Ruiz Massieu）被杀，其时正值塞迪略政府履新，他被指定为国会多数党新领导人。是反对走向政治自由化的革命制度党“恐龙”所为，还是毒品卡特尔为萨利纳斯政府背弃与其秘密达成的互不侵犯约定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事实真相恐怕永远也无人知晓。

1995年2月，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的兄弟劳尔·萨利纳斯（Raul Salinas）因共谋杀害何塞·弗朗西斯科·鲁伊斯·马修的罪名被捕入狱，1995年11月瑞士警方逮捕了劳尔·萨利纳斯的妻子，因其试图从其丈夫化名账户中提取8 000多万美元。以上两起事件点燃了许多墨西哥人的怒火，他们怀疑前总统和他的兄弟操纵私有化进程窃取了他们的财富，1997年2月著名的墨西哥城《进程》（Proceso）周刊公布的文件显示，劳尔·萨利纳斯、前墨西哥司法部副部长马里奥·鲁伊斯·马修（Mario Ruiz Massieu，被害的何塞·弗朗西斯科·鲁伊斯·马修的兄弟）及墨西哥毒品卡特尔之间存在黑幕交易，前总统的律师团队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责文件失实。事实真相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