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 钱晓涵 孙旭 黄金滔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公司，伟大的博弈需要伟大的机构。

毋庸讳言，20岁的中国证券市场尚未催生世界级的证券机构，高盛、大摩的光环也尚无中国公司分享。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20年来中国机构历经挫折与磨难，已经在合规、风控、专业精神上有了长足进步，也不缺乏展翅飞翔的雄心壮志。

在中国这片经济热土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交汇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势必要求我们拥有一流的券商、一流的基金，拥有媲美华尔街的核心竞争力。隐藏在这一命题背后的，是新兴市场与百年老店之间的巨大鸿沟，是世界金融食物链的优胜劣汰。

这是人才储备、创新能力、企业文化、国际布局的全方位追赶，这是中国证券业破茧化蝶的必经路。

模式之忧

现实不容忽视。2009年，中国内地全部证券公司的收入、利润总和，还不如美国高盛公司一家多。

中国证券业起步之初，先行者们就有一个梦想，要打造出世界级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要有中国人自己的百年金融老店，要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机构经营模式。但谁也想不到，中国机构的模式诞生之初有多么艰难，和200年前在华尔街梧桐树下酝酿的那个发达的资本市场不同，土壤等各项条件十分贫瘠。

证券业的垦荒者毫不讳言，成长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型时代的这批人，对资本市场并没有亲切感。巴菲特、索罗斯等人血液里生来就流淌着资本市场的天性，而中国第一批券商和基金的创始人则成长于传统的体制内。20世纪80年代赴日学习证券的研修生中，很多连“证券”和“政权”都分不清楚。

1997年开始筹备的基金行业，也是“从平地起的万丈高楼”。现在已管理上千亿资产的南方基金公司总经理高良玉，回忆起当年行业筹备之初的培训状况依然感慨：“记得有一次老师提了个问题，什么叫做对冲基金，没一个人答得出来。”

“洋为中用”自然成了中国机构诞生初期的主基调，而大规模的学习场面则是中国证券立业之初的独特风景。

首批基金公司之一的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回忆起当时的“求学岁月”印象深刻：“公司成立之初的那两年都是学习。一方面，每个基金公司有各自独立的课题去研究；另一方面，同行也会集中在一起探讨一些关键问题、交流情况，整个行业的风气就是拼命地学，这是中国人的特点。”

古老的中国大地孕育着巨大生命力。贫瘠的土壤并没有阻挡中国证券机构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一批以证券市场为职业的新鲜行业“忽如一夜春风来”。

1987年9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正式成立。随着独立证券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纷纷成立，中国证券经营机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短短几年时间，银行、财政、信托等金融部门和一批大型国有企业纷纷出资兴办证券经营机构，上百家区域性证券公司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证券公司不仅有市一级的，有省一级的，还有“中央级”的。华夏、南方和国泰证券三家“中央级”全国性证券公司的成立，更是将证券公司的发展推向高潮。

与证券公司相比，基金公司的发展时间要稍晚一些。1998年，首批基金公司成立，人们习惯把最早成立起来的一部分基金管理公司称为“老十家”，它们包括：南方、国泰、华夏、鹏华、富国、嘉实、华安、博时、长盛和大成基金公司。

中国市场起步晚于发达国家近200年，属于典型的“政府推动型”市场，带有明显“追赶色彩”。“引进”和“推动”是中国证券市场所有相关主体发展的固有特点。中国证券机构的发展，也是如此。拓荒者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吸取国际同行们的先进经验并将其融入中国智慧，开创了中国机构时代的一个新纪元。

但早期过快发展和同质化，形成了整个行业一哄而上的格局。由于缺乏对证券机构长远发展的科学规划，在宏观经济历史中曾经出现“粗放式、高能耗”的发展模式，也毫无疑问地体现在本应是集约型的证券业上。这为证券机构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很多事情，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一切印证了一句俗套的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