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类拥有不计其数的经验和汗牛充栋的知识，但这并未使他们比石器时代的人们更善于管理自身事务。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Bin Mohamed）

有一种途径能够管理世界，即外交途径。但在许多人看来，“外交”只是个历史术语，并没有多少有用的价值。这种观念需要转变了。如果不能设计出一套新型的外交方案，我们就无法应对和防范当今时代一波又一波的危机浪潮。从金融崩溃到失败国家，种种危机不一而足，把我们置于行将被吞噬的风口浪尖。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21世纪的外交包含许多与中世纪时期外交相似的元素：崛起的大国、跨国公司、强大的家族、人道主义者、宗教激进分子、综合性高等学府以及雇佣兵等，它们都是外交领域宏大图景的组成部分。我们看到，技术和金钱，而不是主权，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力量。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或许是件好事，能够让我们集中所有力量战胜单个政府或组织难以应对的困难。在这个呼唤大外交的全新历史时期，我们要取得成功，就要把政府、企业、团体等关键行为体聚拢在一起，组成紧密的联盟，以便迅速动员全球资源去解决区域难题。祖父辈的那种外交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直觉告诉当今的“Y一代”①，是为此目标奋斗的时候了。

传统外交已经灭亡

至少每隔百年，世界就会爆发一次大规模战争，然后为恢复持久和平而努力。1814年在维也纳，欧洲列强的首脑和外交大臣聚在一起讨论拿破仑垮台后的世界秩序。这些人包括英国的卡斯尔雷勋爵、法国的塔列朗、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外交大臣聂索洛得，还有奥地利的梅特涅。他们激烈地讨价还价了6个月，最终达成一致，重新划定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并确立了“欧洲协调”的保守主义秩序。这一秩序确保了欧洲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9年在巴黎，世界大国又聚在一起争吵了6个月，这次的与会人员变成了法国的乔治·克里孟梭，英国的戴维·劳合·乔治，意大利的维托里奥·奥兰多以及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他们争论的议题包括裁减军备、领土划分、战败国赔偿及处置殖民地等，颐指气使之势，仿佛全世界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这一切不久便灰飞烟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设计了一套全球版的“欧洲协调”秩序，试图通过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四警察”共同维持全球稳定。然而，虽然联合国会员不断增加，但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峰会不断提醒人们，美国和苏联两国才是世界的主宰。

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时没有爆发核战争，但之后20年世界进入了“秩序真空”时期，至今还未建立起切实反映世界权力和影响力急剧变迁的全新的全球框架。19世纪世界处于几个拥有殖民地的主要大国管理之下，20世纪世界处于大国集团的管理之下，但在21世纪，依靠上述力量来管理世界秩序显然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