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最根本上来自对羞耻感的战略性应用。这个世界上技术发展日趋复杂精密，相比之下，似乎只有我们人类内心世界的发展滞后了。羞耻感加速了我们的学习曲线效应，已经书写了许多胜利记录：在19世纪末作为整体推手的一部分促成了奴隶制的废除；在越南战争期间说服陶氏化学公司停止制造凝固汽油弹；迫使麦当劳和其他快餐连锁店公布它们食品中的卡路里含量；促使耐克和李维斯公司改善其生产线工人的待遇；强迫烟草制造商提醒公众关注香烟的致命危害性；对波斯湾国家施压，使它们在赛骆驼比赛中不再使用男孩骑手，代之以机器人；说服一些华尔街公司约束其管理层高得令人咋舌的薪酬。

如今我们依赖媒体提高透明度：让厚颜的人感到羞耻，让大家负起责任，让我们有知情和被赋予权力的感觉。但是媒体的“频带宽度”有限，且有一种危险的夸大力量，既能把好的吹得天花乱坠，也能把坏的批得体无完肤。电视节目能够让人反省道德上的丑恶，发挥着唤醒良知的作用。但是过一段时间节目播完后，该发生的内战和饥荒依旧在发生。海地在2010年年初地震后，没有任何一块地方接近于“回归正常状态”。的确，这样的创伤只能在恶化到无法挽救的时候才可能再次引起新闻的关注。此外，如今媒体在报道消息时，也不再持中立立场（如果它们曾经这样做过的话）。私营有线电视频道、报纸和网站已经成为媒体世界的主导力量，而且它们中许多机构依靠私人慈善力量提供更为深入的新闻报道。即使像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这样的公共传媒网络也严重依赖私营机构的支持。毫无疑问，全球公众知情的信息越多，我们享有的透明度就越高。但是请记住，新闻报道中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德黑兰街头集会等问题，媒体只强调人的力量，不能提供人的力量，而后者正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一些汽车保险杠贴纸上强调的新外交的精神是“全球治理，立足本土”。

我们已陷入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中，认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等，似乎首先是全球问题，其次是当地问题。但实际上，这种看法倒过来才是正确的。许多人认为是全球范围的运动，比如“伊斯兰圣战运动”、反社团主义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等，其实更多是因为当地的不平等现象才滋生蔓延的。现实中没有“全球贫困”，而只有拉丁美洲、非洲、阿拉伯和亚洲等多种类型的贫困形态，每一种贫困都有其自身的“混合推动力”，包括人口压力过大、地理位置差和腐败等。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球经济相互联系而全球生态系统非常脆弱的世界，要使这两者更具生机和活力，只能在当地或地区层面采取措施。同样，只有在当地行为体在当地背景下予以接受和植入的前提下，民主和人权之类的全球目标才有用武之地。

“全球”这个词让人振奋，但采取全球行动需要最难以捉摸的力量：政治决心。在全球储备力量中，我们还有多少政治决心？当2003~2004年达尔富尔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逐渐显露在世人面前时，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对此却拒绝使用“种族灭绝”一词。因为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意味着国际社会有法律责任采取行动。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称达尔富尔发生的一切是一场“灾难”，放任苏丹政权继续进行肆无忌惮的种族屠杀。随着联合国对其发展目标评估工作的展开，2010年被期望为大力展现政治决心的一年。科菲·安南最近宣称仍然有希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但是各国对此依旧“十分缺乏政治决心”。巴西总统卢拉也恳切地说道：“这个世界有足够的资源满足再多一倍的全球人口的需求，但是我们缺乏政治决心去解决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在领取2008年诺贝尔和平奖时，呼吁中东实现和平，他说：“这只是个有没有决心的问题。”悲惨的现实是，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表现出政治决心，更没有国家在向何处变革的问题上还能达成一致。对绝大多数领导人来说，他们所表达的政治决心最多能撑到下一届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