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门厅里等他出来，这时他姐姐利奈特发现了我。她看上去比我大，更成熟一些。她问我怎么回事，我就简单地说了一点儿。不过，我不该告诉她的，因为她摇晃着洗手间的门把手，疯狂地嘲笑起布莱斯。“嘿，小弟弟！”她朝门的那一边大声喊着，“外面有个漂亮小姑娘在等你！你怎么不敢出来？怕她身上有虱子吗？”

这太尴尬了！我拽着她的胳膊想让她停下来，但她不肯，最后我只好走开了。

我看见妈妈正在门口和罗斯基太太说话。妈妈送给她一个漂亮的烘烤柠檬蛋糕，那恐怕应该是我家今晚的甜点。上面的糖霜看起来又白又软，蛋糕还热着，散发着甜甜的柠檬香气。

看到它我的口水就流出来了！但它现在属于罗斯基太太，再也回不来了。我只能在她们讨论杂货店和天气预报的时候狠狠地吞咽着空气中的香味。

然后我就和妈妈回家了。这太奇怪了。我根本没能和布莱斯一起玩。我只记得他那双闪闪发亮的蓝眼睛，他有个不靠谱的姐姐，以及，他差点亲了我。

晚上，我想着那个本该发生的初吻睡着了。被人亲吻到底是什么感觉？不知怎的，我知道它一定和爸爸妈妈的晚安吻不一样。毫无疑问，虽然它们看起来差不多，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就像狼和狗——只有科学家才会认为它们同属一个科目。

回首二年级，我总是希望自己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对科学的好奇，才如此执著于我的初吻。但诚实地说，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那双蓝眼睛。从那一刻起，直到三年级结束，我无法自拔地追随着他，坐在他旁边，希望自己至少能离他近一点儿。

到了四年级，我学会控制自己。看到他——想到他——仍然让我的心怦怦直跳，但我已经不再真的追着他跑。我只是在那里望着，想着，盼望着。

五年级的时候，忽然冒出了一个雪莉·斯道尔斯。她是个傻瓜，一个爱发牢骚、爱传八卦、爱背后中伤别人的家伙。她总是把一件事对一个人说成黑的，对另一个人说成是白的。现在我们都升上了初中，她是个无可争议的演技派天后，就算回到小学时代，她也知道该怎么装样子。尤其是体育课上。我既没见过她跑圈也没见过她做操。相反，她会奉上一出“完美”的表演，声明她的身体在跑步、跳高和伸展运动的折磨下，一定会晕倒。

这很管用。每年都很管用。她带来医生的证明，并在学年开始的那几天小小地晕倒几次，然后逃过一年当中任何需要力量的事情。甚至放学的时候都不搬自己的椅子。唯一经常得到锻炼的肌肉是她的嘴唇，而且动起来几乎一刻不停。假如奥运会增加一个比赛说话的项目，雪莉·斯道尔斯一定能横扫一切奖项。好吧，至少是金牌和银牌——上下嘴唇各得一项。

其实，我烦恼的倒不是她不用上体育课这件事——说实话，又有谁愿意跟雪莉分在一组呢？我烦恼的是，只要谁有心，就一定能看出妨碍她上课的根本不是哮喘、脚踝有伤或是她表现出的那种“娇弱”，而是她的头发。她有那么多头发，一会儿卷成这样一会儿卷成那样，一会儿剪短一会儿缀上珠花，一会儿编辫子一会儿盘成发髻。她的马尾辫就跟旋转木马的尾巴差不多。那段时间她总是披散着头发，把它们当成毯子似的把自己的脑袋裹在里面，所以别人只能看到她的鼻子。

在脑袋上裹着一床毯子玩抛球游戏？还是算了吧。

我对待雪莉·斯道尔斯的方式是无视她，这一直都很奏效，直到五年级的时候我看到她握着布莱斯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