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许多人觉得“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运动造成的印象。最早点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刘少奇的，是戚本禹（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用责问的口气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发表吹捧这篇文章的社论，题目就叫《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5月18日，在《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更加明确地说：“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所说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被广大群众揭露出来了。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后，在报刊批判尚未公开点刘少奇名字的情况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种文件、文章一直把“中国的赫鲁晓夫”作为刘少奇的代名词。人们对此得出了强烈的印象。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6月1日，毛泽东没有通过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下令将康生送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其后短短几天，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造反浪潮在全国迅速蔓延，“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这时，毛泽东仍在外地。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使他不得不处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显然缺乏思想准备，对毛泽东的意图也不清楚，因而从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他曾在一些场合多次表露过自己的这种困惑心情。1966年6月20日他在听取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情况汇报时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怎么搞。我们也是第一次，不知怎么搞。”7月29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