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他认为比较好的工作组,也就是能够有效地对运动实施领导的工作组,是坚决支持的。在他看来,这么大的群众运动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既然那些学校的领导瘫痪了,那就只有派工作组去接替,以维持正常的秩序。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一起乱打乱斗事件。上午9时至11时,北京大学几个系的一些学生,将40多位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并采取了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等行动。工作组发觉后迅速予以制止,扭转了局势。刘少奇对驻北大工作组的做法表示满意。6月20日,他将驻北大工作组关于反映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为便于及时了解情况,掌握局面,6月19日刘少奇要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为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帮助指导运动。6月20日和7月11日,他两次召集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工作组汇报座谈,同他们一起分析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情况,解决问题。
6月21日,刘少奇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这一场斗争咱们都没有经验,工作组也没有经验。”“有的学校赶工作组,向工作组夺权,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夺权斗争,有的是坏人要我们撤走工作组。不好的工作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
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致信毛泽东,要求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强调这些单位的运动要由工作队领导: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还没有进行“四清”的单位,由上级派出工作队领导进行;已经结束“四清”而又没有达到标准,要重新派工作队去,从文化大革命入手,把“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这一通知于7月2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
大约在6月20日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明显加剧,社会上赶工作组的现象也增多了。
6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其中说:“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上级派工作组。”这一建议曲折间接地表达了他们取消工作组的意见。
7月13日、19日、22日,陈伯达在参加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报会上,三次对工作组的问题提出非议。但据现在发现的资料,陈伯达在发表意见时,态度不大鲜明。例如他在7月19日的会上只是说:“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整学生。”
在这几次会上,刘少奇、邓小平也对工作组有所批评,但不同意马上就撤出工作组。在7月13日的会上,刘少奇说:“现在的工作队要进行教育,他们不懂政策,不学政策。不好的工作队要进行整顿清理。”邓小平说:“要先把学生组织起来,清理当权派,然后再撤销工作组、工作队。”在7月19日的会上,刘少奇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邓小平说:“有的机关和学校,不派工作组可以,有的要夺权的,就要派工作组。工作组主要是起行政和党委的领导作用,因此是否统盘考虑,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代替党委工作。”在7月22日的会上,刘少奇说:“工作组领导不好,但是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邓小平说:“要教会工作队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队恐怕不行。”
参加这几次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撤工作组,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后来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次小组发言中讲到:“22号晚上,胡克实同志汇报说已经走上正规了。这次汇报会雪峰同志参加了,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这次汇报会共用了五个多小时,薄一波、陶鲁笳却讲了三个多小时。”江青所说的:“我们的组长、顾问”即指陈伯达、康生。她的说法从反面印证了当时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意见的批评和抵制。
对陈伯达关于工作组的意见被否决的情况,刘少奇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从自我批评的角度,作了这样的解释:“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