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继续受到干部群众的抵制。一个明显的标志是造反派在各单位一直占少数并受到多数群众的谴责。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国庆庆祝大会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同日出版的《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中则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这样，从1966年10月起，又重开批戒，掀起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0月16日陈伯达在大会上讲话，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说：“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同志，他们要负主要责任。”“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林彪在讲话中也点名批“刘、邓路线”，说：“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这次会上对刘少奇的批判比八届十一中全会进了一步。十一中全会上对刘少奇的批判还比较温和，没有指名道姓，而且只说“方向、路线错误”，还形不成一个明确的概念。到了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并且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和号召为造反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行动的合法性。从此，“批倒批臭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刘邓黑司令部”成了造反派经常性的行动口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由学校到社会迅速铺开。在基层单位中指名批判刘少奇已经毫无顾虑，形形色色的批判会、声讨会、大字报接连不断。全国逐渐形成“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曾经专门找了毛泽东，提出历来党内路线问题都称“左”倾、右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提过，这一提法是否合适？毛泽东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在指导运动过程中，是努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并没有提出一套相反的主张。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派出的工作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就已撤回，刘少奇、邓小平也离开领导岗位“靠边站”，这以后更不可能有什么“资反路线”。

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在基层愈演愈烈，过火的言论和行动不少，12月18日以后更出现了以“打倒刘少奇”为主要口号的大规模行动，但一直到1967年3月，在官方掌握的报刊上，还没有对刘少奇展开专门的批判，也没有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