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搞出来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没有一项指控是符合事实的。他们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和毛泽东，欺骗全党和全国人民。

伪证为什么能够制造出来？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林彪、江青一伙的有意迫害，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则为他们的非法活动提供了条件。到1966年底，“打倒刘少奇”的行动已经从北京蔓延到全国。12月，北京地区一些老红卫兵，因为刘少奇鸣不平，被“中央文革”下令抓了起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陶铸，也因为有过一些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于1967年1月被突然打倒。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从普通群众到高级干部，只准说刘少奇坏，不准说刘少奇好。同时，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势下，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法制破坏殆尽，使江青、康生之流得以为所欲为，以售其奸。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现在看来，直接的手段主要是刑讯逼供、弄虚作假（对此我们在下一节中具体叙述），间接的手段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先定性，后罗织罪名。1966年12月下旬，在尚未对刘少奇作任何审查的情况下，江青一伙就宣称刘少奇是打倒对象，鼓动造反派采取“倒刘”行动。12月31日江青在同刘少奇女儿刘涛谈话中说：“你要知道刘少奇的问题早就定了，现在不解决，是因为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到了1967年，根据一些揭发材料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查核实，江青、康生等人却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提到刘少奇时总要毫无根据地冠以“反革命”“大叛徒”等帽子。1967年4月1日公开发表的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更以权威的口吻宣称：“你（指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8月4日康生对专案组人员说：“刘、邓、彭、罗、陆、杨等是老干部、是老革命吗？他们是一贯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叛徒、老反革命。”谢富治曾对专案组工作人员说：“对刘、邓、陶要作拼死的斗争，坚决打倒。办案就是伟大的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一段时间里，专案组费尽力气仍未找到能说明刘少奇所谓“自首叛变”的证据。江青对此大为恼火，1968年3月13日在专案组会议上说：“我觉得你们现在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右倾保守，要解放一下思想么！”她武断地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

（2）对办案人员威逼利诱。江青、康生等人对抽调来参加专案组工作的人员，用又打又拉的手段不断施加压力，严密控制。平时，他们一再强调专案对象都是敌人，对这些人要狠。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会议上说：“所有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同这些人作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绝不能施仁政，不能妥协。”康生说：“现在打的是尖锐的隐蔽的国共战争，没有坚强的阶级（立场），专案是搞不好的。”康生还假惺惺地对办案人员说：“你们的前途很伟大，不要骄傲，你们是中央信任的干部。一个同志为党中央所信任，所依靠，比什么级别都重要。”“你们填干部履历表，填上哪年哪月在中央搞专案，比提级还光荣。”江青也多次吹捧“搞专案的同志是无名英雄”“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但当办案人员稍有不慎，或有不同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倾”，重则逮捕入狱，有的受到处分或被送回原单位批斗。“刘、王专案组”的领导成员换了三次，有两个人被关进监狱。

1968年3月13日江青在八个专案组会议上批评“刘、王专案组”说：“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相，摔了一跤，也没有死。你们右倾，不要嫌我说话尖锐，王世英是怎么回事？我看肖孟对他就是有包庇。”6月27日，谢富治专门召集专案组开会，批评专案组向江青请示汇报不够，其中说：“你们老犯错误，老不转变，怎么行呢？是否仍按肖孟的胆大包天办事？”肖孟曾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5年。1979年12月他在回忆中说：“他们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被赶出专案组，甚至被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3）剥夺被审查人申诉、申辩的权利。无论是刘少奇、王光美本人，还是那些牵连进来的审查对象，都没有机会也不准许为自己申诉、申辩。在专案组存在的三年时间里，从未同刘少奇、王光美接触过，一次也没有听取过他们的申述。据专案组负责人肖孟回忆：“专案组曾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们拒不同意专案组和刘少奇同志见面和接触。这一方面说明对专案组的人不信任，另外，怕露出破绽，甚至怕专案组受影响而不能按着他们的指令办事。”

对其他受到牵连的人和所谓“嫌疑”人员，一旦被列为审查对象，就只能交代问题，不准申辩和上诉。这些人只要一申辩，便被斥为“不老实”“翻案”“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受到更加严厉的批斗。审讯时对为自己辩护的供词，不写入审讯记录，不准写书面材料，即使写了也被扣压，不让办案人员上报和转送。有时办案人员反映一点这方面的情况，就要被扣上“右倾”“为某某人翻案”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