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毛主席批准，陈伯达率领文革工作组于1966年5月31日夺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权。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那张大字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6月2日下午3点多，少奇同志按铃叫我。我进到他办公室后，他和往常一样，坐在茶几旁翻看着当天的报纸。

“报上不是登了大字报吗？”他说。

“是呀。”我答。

“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文件要及时送我看。”他提高声音说。

“好。”我回答后就退出来了。

工夫不大，光美同志来到我们办公室。她进门就问：“看到过中央关于审批广播那张大字报的传阅文件吗？”

“没有呀！”我答道。

她说：“这么大的事，少奇同志说他不知道，他说中央开会没有说过。”

“我还以为这是中央开会定了的。”我用常规的方法去推测。

我顺便问她：“少奇同志刚才说有关这方面的文件要及时送他看，是不是指这张大字报的事？”

她说：“主要是那张大字报发表后各方面的反应。这几天各大报纸都在连续发表社论，文化大革命来势很猛，凡是这方面的材料及时送他看就是了。”

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没几天，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

几天之后，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等部门陆续送来了请示报告和大量情况简报，内容都是那张大字报和两篇社论发表后在各大专院校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

少奇同志在中组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学校的党组织对运动要加以引导，不能放任自流，领导人要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情况，观察动态，及时报告。”

但形势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少奇同志的想象。陈伯达掌握中央的舆论工具后，大肆煽动造反和夺权。各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的上街游行，有的开声讨会，形势十分紧张。

在此情况下，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拟定了八条指示，其中有：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内外有别，注意保密等。但所有这些限制都已控制不住局势了。

这时，许多学校的学生包括大多数领导都纷纷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立即派工作组去领导运动。

少奇同志的几个孩子回到家里，也说他们所在的学校“开锅了”“乱套了”，问少奇同志：“什么时候派工作组去？这样光是学生在那里乱哄哄，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大家也学习不下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少奇同志平静地回答着儿女们。

此后不久，中央一些部门又以特急文件请示中央怎么办。少奇同志压力很大。他对我说：“我准备去向毛主席汇报当前的运动情况，你问一下中央办公厅，看毛主席是不是还在杭州。”

我问清楚后，第二天少奇和小平同志就乘飞机去了杭州。

光美同志回来后对我说：“少奇同志本来想请毛主席回京主持工作、领导运动，毛主席说他暂时还不准备回来，请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

在此期间，局势再次告急。所有学校的领导人都受到了冲击。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学校设立什么“斗鬼台”，校领导和一些教师、学生被打伤、打死和自杀的事不断发生。许多受害者家属纷纷给党中央写信，要求赶快派人下去调查。有的人在信中说：“他（她）受到了不能忍受的人格侮辱，这种事在封建社会也属罕见，士可杀不可辱呀！”有的人在自杀前留下条子说，这是多么痛苦的时刻。有的人问这是文化革命，还是革文化的命？打击知识分子，国家不会得到好处的。但愿这不是党中央的政策。

少奇同志从杭州回来后，废寝忘食地看了许多材料，听了几个部门的汇报，然后列出一个参加常委扩大会议的名单，由我逐个通知到他的会议室开会。名单中除了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总理当时不在北京）外，还有中央主要部门的领导人。开会时，到会人多时就在怀仁堂开，人少时就在少奇同志的会议室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

会议期间，我还不断收到各省市发来的特急电报，有的我就直接送到会议室交给少奇同志，他拿到就看。一次，我将陕西省委发来的关于西安交大告急的电报送给少奇同志后，他立即向大家念了全文。

派工作组，是经过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决定下来的。因为情况十分紧急，中央和各地的一些部门昼夜不停地选拔干部，临时组成工作组，迅速进入各大中学校。少奇同志将派工作组之事，电告了在杭州的毛主席，而且还作了公开报道。

后来传说，刘、邓派工作组是背着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回到北京才知道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别有用心的。

6月18日，北大发生了40多名干部、教师和学生被乱打乱斗的恶性事件。北大工作组及时进行了处理。少奇同志看了这个简报后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并以中央的名义把简报和批语转发全国。后来，江青诬蔑转发简报这件事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这样一来，正确的变成了错误的，非法的乱打乱斗行为就成了合法的革命行为了。这些都为后来更加残酷的斗争开了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