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发表以后，相对平静的农村也开始动乱起来了。特别是搞过四清的地区，开始翻四清的案，甚至发生了许多报复行为。许多县、公社、大队的干部被轮番批斗，而且斗争的残酷性是难以描述的。

在这期间，许多农村的干部群众并不清楚少奇同志的处境，所以纷纷给少奇同志写信反映当地的情况，特别是光美同志搞过四清的地方，群众来信最多，一些四清积极分子叫苦连天。

不久，城市里的造反派也到农村去煽风点火，鼓动农村的青年人起来造反。农村的造反派也串连到城市，来揪斗参加过四清的机关干部。有的来到北京中南海西门口，大喊大叫要把王光美揪回去批斗，还要揪出她的后台刘少奇。就连允若和我在一起搞四清的地方，也要求把他揪去批斗，搞得我也胆战心惊的。

四清后留下做巩固四清成果的工作队员也来信说，那里已经形成了保四清派和翻四清案派。听说刘少奇已经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因此保四清派的日子很难过，两派的斗争日趋尖锐和激烈。

后来，中央发了个文件，说四清的案不能翻，四清的成绩还是主要的，特别是执行了毛主席23条的地方，更不能翻案，于是围绕四清问题的派性斗争才有了缓和。我的心稍微放松了些。

但很快，我又紧张起来了。196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首先上海刮起了夺取党、政、军大权的所谓“一月风暴”，随之，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深了混乱的局面。

王力、戚本禹等人，为了配合夺权的“革命行动”，在中南海召开所谓活动积极分子会议，他们在会上对一些年轻人边训斥、边煽动：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已开始了大夺权，可是作为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的中南海，还是冷冷清清，死水一潭……这不是中南海的光荣，这是中南海的耻辱……刘少奇、邓小平就在你们的眼皮底下，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在逍遥自在……

从此，中南海又热闹起来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其中一张贴在大食堂门口的大字报率先开始对少奇同志进行恶毒攻击：

什么“刘少奇家就是资本家的庇护所”啦，什么“刘少奇的岳母董洁如是个大资产阶级出身的资产阶级分子”啦，什么“我们要求把董洁如立即赶出中南海”啦……

过了几天，造反派听说董洁如还在中南海里，便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她必须在三天之内，“滚出中南海”。无奈，中南海管理部门在北长街给老人找了一间平房。

在老人搬出中南海时，光美同志心情沉痛地对妈妈说：“你要准备忍受更大的委屈，要坚强地生活下去。”

此时少奇同志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随着对少奇同志迫害的升级，董洁如老人也遭到多次的批斗。她孤独一人居住，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她一生煤球炉火，就有人唆使小孩往她的炉子上泼水，还骂老人是“坏蛋”。我们听到这些也很难过。少奇同志的司机出于同情给她送过几次吃的东西，也被造反派说成是“和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遭到批判。

不久，老人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残酷折磨，于1972年7月含冤离世。当时，就连老人的儿子王光英也受到株连，康生、江青一伙指使造反派把他揪到天安门广场批斗之后，投入了监狱。

我同董洁如老人接触比较多。有时少奇和光美同志外出时，留在家里的我，便承担起照管老人的责任，我常陪她去看节目，更多的是给老人送点杂志、画报等读物。每次去时，老人总要同我聊聊天、谈谈家常，于是我对她有了较多的了解：

她生于1893年，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当过小学教员。北京解放后，她筹办了专门抚养婴儿的洁如托儿所，并自任所长。她先后被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和第四届政协委员，北京市保育工作者协会副主任，按院托儿所名誉所长等。她的10个子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其中的5个子女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老人被接到少奇同志家时已年近古稀。因为少奇同志的孩子多，她又有教育工作的经验，所以就承担起了教育外孙子女的任务。老人生活完全自理，少奇同志很尊重她。

老人虽然生长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但对旧中国的腐败有切身的感受，因此她积极支持子女们投身革命事业和从事对人民和国家有益的工作。抗战初期，她就同丈夫一起鼓励儿子王士光去了延安，并和天津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还利用她的家庭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保存地下党的文件，为解放区购买药品等。

1958年，老人将全部家产，连同自己开办的托儿所统统无偿交给了国家。在大炼钢铁时，她连自己睡床的钢架子也拆下来交给了中南海管理处。

老人为人谦虚和蔼，生活俭朴，我们工作人员都很敬重她。邓颖超大姐也曾看望过她几次。即使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所有工作人员也从没有说过她一句坏话。大家都很同情她，暗暗替她难过，为她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