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一伙精心炮制的所谓批“二月逆流”，是把“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推向高潮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南海里贴出了许多诬蔑朱德、陈云、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字报。

少奇同志看到这些大字报后，心情非常烦躁和不安，整天不说几句话。光美同志告诉我：“少奇同志这几天吃不好饭，睡不着觉。”

有一天，少奇同志按了电铃把我叫去说：“你把这封信去送一下。”我一看信封上写着：周恩来总理。拿到办公室登记时，才发现没有封口，我抽出来一看上面写着：

周总理：

最近我看了一些大字报，感到忧虑和不安。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出现了一些极不严肃的大字报。他们把我当成敌人了，把一大批老同志也当做敌人了，怎么办？

刘少奇　　

我把这封信送到总理办公室时，值班秘书说总理正在同别人谈话。我便回来了。

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送来了周总理的亲笔信：

少奇同志：

你要好好休息，克制自己，你的意见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随后不久，江青一伙又指使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了少奇同志的住处。他们先把少奇和光美同志赶到院子里，一部分人就在办公室和寝室里凡是能贴大字报和大标语的地方都贴上了。一部分人提着白灰粉桶，在少奇同志经常散步的院子里的大方砖上刷上了标语，还在少奇同志的名字上有的打×、有的倒写。从此少奇同志不论吃饭、睡觉、散步，也不论抬头、低头，只要一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全是污蔑他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卫士们看到造反派要把少奇同志往院子里推时，连忙给他穿了件棉大衣，戴上了棉帽子。光美同志还没来得及穿大衣，就被推到院子里了。

院子里有几棵海棠树和几棵小松树，走廊里几只小电灯把微弱的光线透过稀疏的树枝射向院里，到处一片灰暗。但这并不影响造反派高涨的热情。他们肆无忌惮地围攻少奇和光美同志，质问一句，喊一阵子口号，如果少奇同志答复问题，他们就说“不老实、胡说、狡辩、放毒”，如果不答复问题，他们又说：“理屈词穷、负隅顽抗”，让人真是无所适从。

当喊“刘少奇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的口号时，就有人去强行按少奇同志的头，并把他的帽子打掉到地上。光美同志急忙弯腰拣起帽子，给少奇同志戴上。这时有人就喊：“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王光美！”光美同志不慌不忙地说：“他感冒了你们就批斗不成了。”

他们又质问少奇同志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少奇同志抑制住满腔的怒火，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已说过多次，对毛主席，我过去不反，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我永远不反毛主席！”

光美同志听到少奇同志的声音带着愤怒，怕造反派的围攻升级，便用恳求的口气说：“先让少奇同志回屋吧！少奇同志欢迎大家对他提出同志式的意见。”这时机警的卫士乘机把少奇同志拉进房内休息。光美同志话音未落，造反派便将围攻目标转向她：“你为什么到东南亚访问时要穿旗袍、高跟鞋，要戴项链？”光美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还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这下可激怒了造反派。他们在不断高喊“打倒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的口号时，有几个人从少奇同志会议室抬出一张独腿桌子（是放花盆的小圆桌，人上去稍不平衡就会摔下来——作者注），强迫光美同志站上去答复问题，理由是让后面的人看得见，其实是取笑她、侮辱她。

当有人喊“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就是‘形左实右’”时，她大声说：“搞四清是中央的政策，我讲四清的经验是毛主席批准的。”这下又招来了一阵口号声“不许放毒，不许胡说八道”。还有人喊道：“王光中、王光美、王光英、王光和四兄弟姐妹的名字排列起来，就是中、美、英合作，连他们的名字都是反动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们绝不能与帝国主义合作。”又是一阵口号声。这时有人喊“把桌子给她掀翻！”卫士们赶快站在桌子周围，将光美同志保护起来。

这天晚上我值班，既不能离开办公室，又怕造反派闹出乱子来。我怀着焦急和恐慌的心情来回在办公室门口走动着，注意着造反派的动向。在整个斗争会过程中，我仔细观察了造反派的状态，这些人的表情、神态和举止动作有很大区别，除少数几个人在少奇同志面前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张牙舞爪，用嘶哑的嗓子边叫喊边质问外，多数人则是站在周围，既不喊口号也不提问题。散会后，几个平时熟悉的人进了我的办公室，有的说：“要知道这样胡闹，我就不来了。”有的说：“让人家站在独腿桌上，摔下来怎么办？”有的说：“我是特意来看刘主席的，到中南海工作几年了，还没亲眼见过刘主席呢。今天见了，此生不遗憾了。”后来听说，有几位来参加斗争会的人也被斗争了，并戴着各种“帽子”被送进了学习班。我猜想其中肯定有对我说过心里话的人。

此后一段时间，我因患感冒在家休息。一天，一名卫士来看我时说：“中南海的一个造反派，昨天把少奇同志的电话撤了。”“少奇同志没说什么？”“他说：‘没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任何人无权撤我的电话。’造反派可不听这一套，他们横眉竖眼说：‘我们是造你的反，造反有理，不需要任何人批准。你是最大的走资派，已没有权力使用电话。’说着就蛮横无理地将线扯断把电话机拿走了。”我又问：“警卫局是什么态度？”“我们请示了警卫局，但没有人管这个事。”“怎么没有撤我们的电话？”“造反派说，你们的电话暂时还可以用，要把你们和刘少奇区别开来。”我无可奈何地说：“撤电话可不是造反派敢干的事，连警卫局也管不了，看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那位卫士也忧心忡忡地说：“我们都很害怕，都想早日离开这里。”

卫士走后，我前思后想，越来越感到紧张，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中央、特别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究竟是什么态度呢？第二天，我来到中办机要室找到当时的负责人赖奎同志，我想以调动工作为幌子，试探一下他们的口气。

“作为机要秘书，我在少奇同志那里早就没事可干了，把我调走吧，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我说。

赖奎回答：“你的行政关系和组织关系都在警卫局，这里只是一点业务关系。刘少奇的问题，中央还没定性，谁敢调动你的工作？”

我说：“把他的电话都撤了，还不是敌我矛盾？”

“什么，把电话都撤了？我还不知道。”他很惊讶，又说：“造反派早就喊打倒他了，不能以造反派的行为来定性，中央没有讨论，毛主席还没有表态。你先回去，关于调动的事，我们跟汪东兴同志商量一下再说吧。”

虽然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但我心里总算踏实点了。

那段时间，局势相对缓和了一些。有一次少奇同志在怀仁堂前面看大字报。突然有人喊了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时许多人都向喊口号的人看去，原来这位中南海里造反精神最强的女青年，想通过自己的呼喊，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在这里开辟一个批斗刘少奇的战场，但她万万没想到，那么多的人竟然没有一人响应，自己反而成了灰溜溜的孤家寡人。她更没想到，一会儿从怀仁堂东面来了几位警卫战士，他们看到少奇同志后，都拥到他的身边，争先恐后地向他敬礼。少奇和光美同志热情地同这些可爱的战士亲切握手。这激动的场面感染了周围的许多同志，他们也纷纷走过来同少奇和光美同志握手。

这非常时期不平凡的握手，表达了人们对身陷逆境的少奇同志的极大同情和理解，也表达了人们对林彪、江青之流陷害少奇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限愤慨和强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