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地租性通胀是中国通胀的首因

除了需求拉升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的输入性通胀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地租性”通胀。确切地说，中国的地租级差化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进入加速阶段则是从1997年住房制度改革开始的。地租级差化的过程本身就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要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过程。在中国地租级差化的过程中，包含着两个重大转变，其一是从无地租到有地租，其次是平等地租向级差地租转变，这两个因素都大大加剧了通胀程度。

中国本身就面临着地租级差化的问题，中国近年的房地产泡沫化就是放大了这一因素。中国GDP七八年才翻1番，而近年的中国房价从1997年改革以来，已经翻了10翻左右，这对通货膨胀将是很大的冲击力。当然房价的上涨与地租（含商业地租和房租）的上涨并非同步，中国也一直存在着房价上涨与房租上涨的偏离，主要表现为房价上涨快，房租上涨慢，但正是这种偏离为日后房租的报复性上涨预留了空间。要么降房价，要么涨租金，如果房价在短期内降不下来，那么租金必然会涨上去，这将是继续推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在经典的通货膨胀理论中，并没有地租性通胀的概念，因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非常慢，并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一般情况下，地租性通胀不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通胀膨胀的主要根源。其实现在的经济学教材中也都没有了地租这一章。中国的情况正好完全相反，地租级差是中国通胀的主要原因。没有学者再从地租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这是中国的主要问题所在，我们必须重新提出“地租性通胀”这个概念，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

■ 二、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所致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由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即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以中国而论，所谓传统经济部门就是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系统，所谓现代经济部门就是现代工商业经济系统。只要传统经济部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现代经济部门就能够以“生计工资”即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劳动成本雇佣工人，而且“生计工资”将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时点上。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当前，中国就处于这样的拐点上。中国的农民工已经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仅仅生计工资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近期弥漫全国的工资上涨也是这个大背景所致。这将是一个推动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