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说确定准确的时间、确定精神把赌注押在死亡上的细微动作是困难的话，那么，看到行动本身所意味着的后果就不那么难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如同在情节剧中一样，自杀就是招供。招供他已被生活所超越或者他并不理解生活。让我们不要在这些类比中走得太远，还是回到常用的词上来吧。那只是招认“不值得活下去了”。当然，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人们不断地做出存在所要求的举动，这是为了许多原因，其中第一条就是习惯。自愿的死亡意味着承认，甚至是本能地承认这种习惯的可笑性，承认活着没有任何深刻的理由，承认每日的躁动之无理性和痛苦之无益。

究竟是什么难以估量的情感使精神失去了其生存所必① 我们要借此机会指出本文的相对性。自杀的确可以跟更多赢得尊敬的考虑相联系。例如，在中国革命中，有所谓表示抗议的政治自杀。——作者原注需的睡眠呢？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所有健康的人都想过他们的自杀，无须更多的解释，人们便可承认，在这种感情和对虚无的向往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联系。

本文的主题正是荒诞和自杀之间的这种关系，自杀作为荒诞的一种解决的确切手段。原则上可以确定，对一个遵守常规的人来说，他信以为真的东西应该支配他的行动。

因而相信生存荒诞的人就应该以此来左右他的行为了。明确地、不动虚假的悲怆感情地自问这一现实问题的结果是否要求人们尽快摆脱一种不可理解的状况，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好奇心。当然，我这里说的是那些打算和自己取得一致的人。

这个问题用明确的语言提出来，可以显得既简单而又难以解决。但是，简单的问题带来同样简单的回答，明显导致明显，这样的假设却是错误的。并且首先把问题的措辞颠倒一下，如同人自杀或不自杀，似乎只有两种哲学的解决办法，一种是“是”，一种是“否”。那就太妙了。但是还应考虑到那个总提问、却没有结论的人。这里我只略带点讥讽味道，因为他们是大多数。我也看见有些人嘴上说“否”，行动起来却好像心里想的是“是”一样。事实上，如果我接受尼采的标准①，他们这样想也好，那样想也好，想的的确是“是”。相反，自杀者却常常是确信生活意义的人。这种矛盾是经常的。甚至可以说，矛盾从来也没有像在相反的逻辑看来如此令人想往的时候那样尖锐。

比较哲学的理论和宣扬这些理论者的行为，这是老一套了。

但是必须指出，在所有拒绝给予人生一种意义的思想家中，除了属于文学的基里洛夫②、出自传说③的波勒格里诺④、处于假说范围之中的儒勒·勒基埃⑤之外，没有人同意他的逻辑直至否定人生。人们常常为了取笑而提到叔本华在丰盛的餐桌前赞颂自杀。此举毫无可笑之处。这种不把悲剧当回事的方式不那么严肃，但是它最终对当事人做出了判断。

面对这些矛盾和难解之处，难道应该认为在人对生活可能具有的看法和他为离弃生活所做出的举动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吗？在这方面我们不要有任何夸张。在一个人对生命的依恋之中，有着比世界上任何苦难都更强大的东西。

肉体的判断并不亚于精神的判断，而肉体在毁灭面前是要后退的。我们先得到活着的习惯，然后才获得思想的习惯。

在我们朝着死亡的一日快似一日的奔跑中，肉体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① 参见尼采《反基督者》，第1 章：《权力意志》第463 页，第476 页。——原编者注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一个人物。

③ 我听说波勒格里诺的一位竞争者，一位战后的作家，写了第一本书之后便自杀，以求引起人们对他的作品的注意。的确引起了注意。但书却被认为低劣。——作者原注④ 波勒格里诺是犬儒派哲学家，公元165 年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后自焚。

⑤ 勒基埃（1814—1862），法国哲学家，于海上神秘地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