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我好害怕呦。害怕呦。回去吧。”

突然，“蚕豆”在身后喊起来。回头一看，他已经面如土色，瑟瑟发抖。

“不，我还不想回去。再到里面看看。”

我在白骨堆中，摸索着向昏暗的洞穴深处爬去。

从白骨凌乱幽暗的洞穴深处，能看见被岩洞入口切成圆形的天空，那个明亮的圆渐渐笼罩在暮色中。

洞口外，早已等得厌倦的房东家孩子，仍站在那里，还是那副“蚕豆”脸，拉得老长。

我们又钻进灌木丛，攀着蔓草，顺陡坡出溜到甘蔗地上。水牛群已不知去向，甘蔗地里做活的人也不见了踪影。

我琢磨着疾步走在我前面的“蚕豆”。自从在机场初次见面以来，这个孩子几乎一直和我形影不离。在机场边上被骄阳烤得发烫的草地上，他看着我和手提箱命令：“拿上它。”

我拿着手提箱站起来，他又从抢占的副驾驶座上冲我喊：“快上来。加速！加速！”

他的声音尖细，但是除非必要的时候，一言不发。我问什么，他会以最简洁的语言，尖声尖气地回答我。只有这个瞬间，那又细又尖的声音从我身上划过，仅此而已。

这个孩子绝不主动和我说话。我对此有些在意。即使我们走在一起，孩子和我之间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隔膜。

我也笑过，也严肃过。当然，也亲近过。但是，这个小学六年级的男孩，似乎对我心存芥蒂。原因是什么呢？是语言吗？“蚕豆”的日语虽然正确，但那是学校教出来的，与他在家里、村里平时使用的语言截然不同。“蚕豆”和村里人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这种语言和冲绳本岛，和宫古岛，和石垣岛的语言又不同。语言会制造隔膜吗？莫非“蚕豆”的性格所至？或者是岛屿固有的闭塞性对孩子根深蒂固的影响？或者认为我们之间有某种隔膜本身，只是我的错觉而已？

我想着心事走在田埂上，“蚕豆”突然用他尖细的声音，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了。

“叔叔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音乐的。”我回答。

“做音乐的人为什么要看墓地？”

“人都有一死。活着就意味着还没有死。”

“那当然。”

“音乐是人活着的时候做的。所以，首先要弄清活着的意义。”

“嗯。”

“也就是说，活着的时候应该做什么音乐呢？活着时人们想听什么音乐呢？要想弄清这件事，不知道活着是怎么回事不行。”

“不知道不行。对啊。”孩子的眼神看着远处。

“记住。要弄清活着的意义，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不行。”

“不知道不行。嗯。”

“所以要看坟墓，各种各样的坟墓。”

“叔叔，还有好多坟墓哪。”

“你愿意带我去吗？”

“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