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要知道，占领天安、稷山是手段，不是目的。日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北上汉城；明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阻止日军北上汉城。

黑田长政和毛利秀元在占领稷山之后，没有继续进军，因为稷山大战中明军铁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而黑田长政更是第二次在野战中对上了明军骑兵，前一次则是和李如松的碧蹄馆大战。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知道从稷山到汉城一路是少有的坦途，道路宽广，地势开阔。若换在平时，自然是条好路，但在前面大明铁骑的威慑下，他不得不重新考虑。

如果日军北上，明军骑兵可以在进军途中轻松自如地来回驰骋，想战则战，想走则走，不受任何阻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起攻击。按朝鲜人的说法，稷山之战中明军骑兵 “枪槊电飞，驰突乱砍” “出入如飞”，那么从天安到汉城这一百五十里的宽阔大路，会不会成为大明骑兵的乐园、日军的地狱呢？想到这个可能，黑田长政一阵寒战，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绝不能北上。

日本人一直说，朝鲜战争他们经历过三次大战：平壤之战，幸州山城之战，还有就是稷山（素沙坪之战）。足见是战对日军指挥官的影响之深。

于是结论就很明确了，稷山之战的胜利者，是大明。解生等将领在素沙坪的奋战，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军队的继续北上，安定了汉城军心——事实上，稷山是丁酉再乱中日军兵锋所及的最北端。从那以后，以稷山为起点，明、朝联军正式转入反攻阶段，下次日本人再越过稷山杀入京畿道，要等到几百年以后的甲午了。

在本章结束时，顺便说一个趣事。

稷山之战的胜利传到汉城，免于二度放弃汉城的朝鲜人非常高兴，他们在记录里不吝用极华丽的文字来描述这场战斗。可是，在这一片欢腾之中，却有一个人保持着沉默。

谁呀？李朝的中流砥柱——柳成龙。

柳成龙战后写了一本《惩毖录》，回顾整个朝鲜战争。这本书写到丁酉年九月初的汉城危机时，只写了六个字：“贼从京畿还退”，对稷山之战只字不提。对他这种行为，别说我们，连当时的朝鲜人都无法理解，《青野漫录》充满嘲讽地评论说：“杨镐于我国有再造之功，而《惩毖录》全没其事，有若倭奴自退者然。素沙之捷，涂人耳目，而犹以私怨没之，此为成龙之大疵痛。”

跟李如松合作时，柳成龙在《惩毖录》避而不谈实际困难，一味指责李提督怯懦避战，甚至污蔑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因日军刀利而无一人敢前；跟杨镐合作时，他又因为有私怨而故意隐其事迹，抹其赶赴汉城稳定人心的功绩，对稷山之捷更是一字不提。跟大明前后两位主官都闹出别扭，又在自己撰写的书里故意抹黑或者无视，柳成龙在这事儿上，实在是非常不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