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梁海战是一场漂亮的胜利，但如果我们深入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场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海战。

这一场大战中，李舜臣以极微弱的兵力击退日军舰队，宣告了自己的复出，而且击毙了日军主帅来岛通总——他是整个侵朝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级别大名——让日军上下都为之震惶，极大地鼓舞了明、朝联军的士气。

但心理层面的优势，取代不了现实战略的劣势。

李舜臣是个出色的将军，他从不因为胜利而自大。他清楚地认识到，鸣梁大捷是一场凭借运气与勇气的胜利，不可能指望每个日本将领都像来岛通总这么冲动突前，这种胜利模式不可复制。

整个鸣梁海战日军损失船只不过三十多艘，不过是总兵力的一个零头，来岛通总的阵亡对于日本水军指挥序列来说，也不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拿孱弱的朝鲜水师去跟日本大舰队拼人品和运气，这不是李舜臣的风格。

所以在鸣梁之后，日朝水师的悬殊比例与战略态势并没有得到扭转，日军固然惩于李舜臣的威名，不敢轻易西来；李舜臣也缺少东进的实力，只能退到古今岛，继续积攒力量。要在几个月内造出足够的战船，训练出足够多的水战精兵，即使对李舜臣来说，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在接下来爆发的蔚山之战中，朝鲜水师无所作为；而且日军在整个万历二十六年大半年时间里，釜山—对马—九州这条生命线通行畅通，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干扰，以至于邢玠不得不从广东千里迢迢地调动大明水师前来助战。

事实上，一直到战争结束，朝鲜水师也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跟壬辰战争中的成就相比，逊色了许多。

这都要怪元均，不怪李舜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