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保护主义弯刀

美国有所为、有所不为，但这并不表示，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有丝毫的让步。

在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洛文杰就对我言之凿凿地表示，人民币汇率仍是一个重要议题选项。作为美方官员，面对中国官方记者，他当然不会有所示弱。

对于“美国将关注货币政策影响”这一中方认为“最富有意义的成果”，美方在公开场合，却似乎有不同的看法。

在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后的记者会，美方安排我作为第一位中方记者，向美方高官提问。

作为经济记者，我的问题直接向盖特纳。我问道：“部长先生，我从中方的成果清单中看到，美方同意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但我却未从美方清单中看到，您对此怎么看，另外，您认为哪个方面是这次对话的最大成果？”

略为思索后，盖特纳冲我微笑回答：在他看来，最重要成果，是美中在经济政策和改革框架上达成一致，此举“将为实现更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盖特纳说，在全球从危机转向增长之时，美中必须“谨慎以对”，“不为未来的危机埋下种子。”具体来讲，就是美中经济转型，美方提高私人储蓄率，降低未来财政赤字，迈向更稳定和更强有力的金融体系，“同时，我们希望看到中方以及其它国家能够采取更多行动，通过刺激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

在华盛顿政治圈，许多人就感慨，盖特纳看似为人羞涩，但语言功底其实非常老道，他常常在不经意间就将焦点转移到另一个问题，而人民币汇率往往是他最热爱的话题。

这次亦不例外。即使到问题最后，他在回答时还不忘对我“保证”，美方会谨慎处理好“退出战略”，“一旦我们确信经济实现坚定复苏后，我们将会采取措施扭转这些不得不为应对危机而出台的额外步骤。”

很明显，滑头的盖特纳回避了我的问题核心。他用含糊的言辞，回避了在货币政策上做出的明确承诺；与之相对应的，尽管中方文本上有美方谨慎货币政策的承诺，但查遍美方散布的成果文本，有关货币政策的这一句话，根本就没有出现。

当然，与中方洋洋5页的中文经济对话成果清单比，美方的英文成果清单只有两页，许多内容都被精简掉了。这是双方处理方式的不同，还是故意而为之呢？

倒是在我向洛文杰询问：美方同意关注货币政策国际影响的表态，是否可解读为对中方要求的一种妥协，这位美国财政部中国特使回答道：“不”。

但洛文杰却未明确解释说“不”的理由，而是话锋一转说，美方也向周小川行长坦诚询问了中国积极货币政策相关情况，因此，美国表态将关注货币政策的影响，“我认为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很好的互换（a good exchange）”。

对于美方承诺同意 “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我马上找到美方提供的相应版本，但颇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对应的美方公布成果文本中，我并没有找到这段文字，美国财长盖特纳也对我的追询顾左右而言它；而且，似乎美国记者也未有深入挖掘的愿望，将这一关键性表态“遗忘”了。

这或许也是美方的“内外有别”吧！

在2009年盖特纳赴北京访问并展现“友好”一面，美国贸易代表柯克（Ron Kirk）在华盛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the 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 却在中美关系上透露出杀气，让身在现场的我不由不感到惊诧。

比如，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柯克在演讲中强调，美方有两手策略。其中，优先解决途径是通过对话展开磋商，这包括通过美中商贸联委会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体制；另一个途径是则通过贸易争端机制寻求解决，比如，美国就在世贸组织提出了７项对华贸易诉讼。

在讲坛上，黑西装、光头的柯克说：“我们和中国关系能否健康和发展，部分取决于中国市场是否对美国商品、服务和投资开放，为美国创造就业岗位……我们承诺将和中国积极合作，但我们永远将美国商业和工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接着说：“假如我们能够采用贸易外交手段，我们就采取这个；假如我们必须在WTO诉讼，我们就会诉讼。而且，只要正确，美国将根据WTO规则发起更全面和公正的贸易补偿手段。”

如果说，从羞赧的盖特纳口里，美方确实放弃了“抱怨外交”；但在老辣的柯克口中，不仅仅是“抱怨外交”，而且是杀气腾腾了。

这或许正是美国的两手。在购买国债问题等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于是由盖特纳扮白脸，轻声细语，好话绵绵；而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人需要更多就业和机会，于是大棒相加，由柯克扮红脸，极尽恶语之能事。

软得方面则更软，硬得方面则更硬。这也正反映了奥巴马政府现在奉行的“巧实力”（SMART POWER）政策，在一些以往动辄大棒政策相加的外交领域，奥巴马政府转而采取大棒和胡萝卜并重甚至更侧重后者的政策，以此迫使对方改变政策，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并不表示奥巴马就放弃了大棒，而是挥舞大棒的手段更加隐蔽。

比如，就在2009年4月8日和20日，美国业界分别对中国产油井管和轮胎的诉讼，前者涉及金额约32亿美元，后者涉及金额约17亿美元，其涉案金额之庞大、时间之紧密，为过去几年来所罕见，也凸显金融危机之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势。

这种态势，让当时访美的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也感到不安。2009年4月，陈德铭对我说，他随后在与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美国贸易代表柯克举行会谈时进行了交涉，美方的回应是，将会妥善处理这两个案件。

但所谓“妥善”，不过是给陈德铭一个面子，未在其访美期间立案。等陈德铭刚离开美国，中国在庞大贸易采购合同上签字后，美方立刻正式立案。

面对美国频密的对华贸易制裁，在2010年的一次记者会上，我忍不住询问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的骆家辉：你多次强调美国将推行积极的贸易促进战略，但许多中国官员却抱怨说，美国却对许多中国产品采取了很多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尤其是在美国商务部，我们看到，相关的针对中国的制裁案例大大多于以往，你怎么看这种矛盾？

我也不是无的放矢。根据中国商务部提供给我的资料，仅在2009年，美就对华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调查23起，337调查8起，涉及中国年出口金额约76亿美元，案件数量和金额分别比上一年增长53%和800%，占全球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总数和总额的25%和65%。

相对于容易理解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和特保调查，337调查外界可能较为陌生一些。该调查的法律依据是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第337节的规定，因此，得名为 “337调查”。根据该条款，美国有权对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以及进口贸易中的其他不公平竞争进行调查。

在实践中，337调查通常集中在知识产权领域，主要针对的是美国专利或商标侵权行为。与在美国法院进行知识产权诉讼相比， 337调查比较快捷，一般在1-1.5年内结束，法院诉讼则一般耗时需3－4年。而相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须由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联合作出，337调查结果由ITC独自发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制裁更为严厉。

中国钢产品则成为美国对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最大受害者。在2009年美对华发起的10起反补贴案中，有6起涉及钢铁及钢铁制成品，涉案金额超过40亿美元，占同期我对美钢铁类产品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而且，美国的这种行为，还诱发其他国家对我钢产品也发起类似调查。

对于我的提问，骆家辉则辩称，这些制裁案件都是美国企业提起的，它们认为受到了中国产品的冲击，而它们提起诉讼后，政府必须履行裁判责任。骆家辉的解释，其实也是中美就相关案件交涉时美方的一贯口径，制裁虽我做出，但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依法办事。用骆家辉的话说，“我们曾就此向中国政府官员解释过，这不是美国政府想提起这些（针对中国商品的制裁）案子。”

骆家辉似乎言之有理且还颇有委屈，但美国政府真没有责任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从案例上讲，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对华制裁案例大大高于布什政府时期，而要知道，基于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中美贸易额呈下降的走势，美对华贸易赤字更下降了15%。一方面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转好，但另一方面美对中国产品毫无手软。难道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就不依法办事吗？

其实，骆家辉的说辞，不过是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卸责任而已。他执掌下的商务部名义上担任中间裁判角色，但从2009的实际诉讼结果看，商务部明显偏袒美国诉讼方。在一些涉华贸易案件中，甚至做到了美方有诉即受理，有受理即对中国商品制裁，有制裁即高关税制裁的结果，严重超越了执法机构自由裁量权的合理尺度。

而在针对中国产品的一系列贸易诉讼中，都可以在起诉方中找到一个很熟悉的名字——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这可不是只有钢铁工人的工会，实际该组织全称是美国钢铁、造纸、森工、橡胶、制造、能源以及联合工业和服务业工人国际工会，涵盖这么多的产业，也难怪它是敲打“中国制造”的常客了。

在许多诉讼中，一些美国企业不参与其中，而是由该工会组织出面，美国政府通常都慨然允诺他们的诉讼请求。很让人不怀疑其中存在保护主义动机，也很让人不怀疑该工会和政府“一唱一和”纯属双簧表演。

当然，对中美贸易摩擦也要有清醒认识。骆家辉就再三提醒我，受美国制裁的中国商品只占中国输美商品总额的3%，“我们不应该关注制裁的数量，而应该关注受到相关制裁和没有制裁商品的总值，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只有3%的（中国商品）受到这些（制裁）措施的限制。”

作为一个惯例，在需要借助中国的时候，或者美国单方面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美国肯定会展现出平等和尊重，甚至赞赏、钦佩、乃至感激；但为安抚国内舆论，同时也维护自身利益，比如，在贸易领域，美国的对华贸易壁垒和诉讼绝对不会变少，那把保护主义的弯刀，有时砍得更狠，更深。

中国怎么办？顺其自然，针锋相对，还是将计就计，以柔克刚？或许，实践会检验出究竟哪国的外交策略更高明、更奏效。